李广来[1]2004年在《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性缺陷及改革对策探讨》文中研究表明“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农民收入连续多年持续低迷的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现阶段，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成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首要问题。本文旨在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以我国农民增收现状为切入点，对影响农民增收的政策性缺陷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如何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 本文的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第一章，阐述了我国农民增收的变化趋势、面临挑战和严重危害；第二章，剖析了我国农民增收缓慢的政策性缺陷；第叁章，分析了农业政策各构成要素存在的问题对农民增收的具体影响；第四章，探讨了促进我国农民增收的改革对策。 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农民增收问题为主线，运用公共政策分析的有关理念、思想、原理和方法，对与农民增收有直接关联的若干政策，从政策的基本目标和主要措施、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政策本身的缺陷以及组成政策的各构成要素存在的问题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同时，还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有关改革对策，在深入调研（包括开展有关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刘玉春[2]2014年在《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文中指出加快科学发展,实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是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要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的目标,需要全社会多方面的支持与配合,更需要一个良好和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强有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在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仍然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村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村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领域并没有为农村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支持,―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在农村金融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反思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目标和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取向,基于金融效率视角构建以政策导向和市场化运作为基本原则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促进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突破了以农村金融风险和农村金融功能为视角的传统研究范式,基于金融效率视角紧紧围绕―构建高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来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问题,在具体研究中不纠结于―农村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这一问题,在肯定农村金融的促进作用前提下,着眼于农村金融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等宏观角度来探讨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农村金融促进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模式。论文在把握国内外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了现代金融发展的主要理论和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流派,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发现农村金融一直是服从和服务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外生品,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战略长期被轻视和忽视,农村金融机构被撤并,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导致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农村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功能缺失与服务缺位。在此基础上,论文运用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从作用机理和实证计量两方面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的因果关系,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和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基于协整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多变量VAR模型,并利用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关联性和影响程度。这既是对以往农村金融发展政策和农村金融改革效果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评价,又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效的金融供给对于农村地区的的经济增长、人民增收和区域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亟需一个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来动员资金并促进农村资本形成以有效解决日益紧迫的―叁农‖难题。基于效率视角来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功能,提高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选择。
王信[3]2014年在《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特征及政策效果研究》文中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有赖于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推动。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与金融机构发展虽历经叁次大的变革和调整,但还是无法根本扭转大量农村资金外流的局面,农村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和乡镇层级)依然存在着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12月出台相关政策,大幅调整放宽了农村地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境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叁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期望通过大力发展扎根农村、服务于“叁农”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农村资金的部分回流,充分利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管理层次少、经营方式活的特点积极“支农”、“支小”和“支微”；同时,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现行竞争状况,提高经济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自2007年以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推出已有6年多,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究竟发展情况如何?它们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相比,有何发展特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是否达到了预期政策效果和目标?这正是本文选题研究的意义之所在。本论文以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为线索,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发展机理和理论依据,并结合我国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叁农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征,探讨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变迁及环境约束；然后,论文通过实地调查深入考察了我国叁种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现状、发展特征及存在问题,找出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又运用试点发展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支小”政策效果及影响政策效果发挥的制度设计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论文研究和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及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实际和叁农发展需要,研究提出了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定位、叁种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和策略选择,以及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全文共包括六大部分,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及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和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其中国外的研究动态主要从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演变、农村金融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国内研究动态主要从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农村金融发展的新范式转变、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般理论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总体来看,现有文献集中于传统农村金融体制存在问题及改革对策的研究,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产生背景、发展环境、试点现状及问题研究的较多,而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特征、政策效果及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研究则较为欠缺。第二章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一般分析”。本章主要对比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准入条件、经营特点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不同特色,并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产生的制度环境和理论依据。具体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接着对叁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即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分别进行了界定；其次,结合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产生的背景和制度环境,提出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增加农村市场的资金供给和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局面。最后,还探讨了支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研究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其产生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些理论依据包括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农业信贷补贴论、长尾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及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第叁章是“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现状与发展特征考察”。本章主要结合实地调查数据,首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近年来的总体发展格局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分别对叁种组织形式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试点现状、发展特征、成效及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索。通过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的区域分布分析发现,叁种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中村镇银行发展速度最快,但分布明显偏向东部地区；有银监会批准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缓慢,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分布在东中西部相对均衡,但在资本总额和贷款规模方面,东西差距巨大。论文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的试点现状、运营特征,认为村镇银行具有管理模式上与主发起行趋同化、运营支行化、定价管理粗放化、设立地点以县城为主等特点,存在着公司治理弱化、筹资难度大、经营成本高、盈利水平低、贷款风险高等问题。从福建及其他地区的小贷公司试点看,小贷公司的兴起推动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创新、拓宽了县域经济的资金来源,有效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和“叁农”融资难问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间非法借贷的蔓延；但小贷公司也面临着法律地位不明确、融资杠杆率低、资金来源严重受限、专业管理人才不足、监管难度大等问题,论文还从法律定位、监管制度及发展方向叁个方面对小贷公司的问题根源进行了深层次的制度分析。本章最后,在比较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社叁种运作模式(机构化运作管理模式、商业银行代管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的基础上,运用来自四川、河南和山东叁地调查资料,重点讨论了政府主导型村级资金互助社在设立原则、资金构成、组织架构等方面的运作特征。研究认为,资金互助社具有社员入股产权明晰,社区主导、自我管理,强调社区瞄准和封闭运作、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帮扶机制等发展特征；在扶贫支农方面,资金互助社具有村镇银行、小贷公司不可比拟的优势,但目前也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治理结构不完善、项目运转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第四章是“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效果分析”。本章首先研究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的目标、政策传导过程和传导机理；在此基础上,论文对照银监会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叁年规划目标,发现叁类机构的数量规划目标只完成了60.7%,在地区分布目标上也没能实现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农业大县和贫困地区倾斜的预期。接着,论文运用来自叁省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实证模型等方法,重点对村级资金互助社的支农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研究。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参加互助社、是否使用互助资金与农户收入增长变量显着相关；但非贫困户利用资金互助社的机会更多,意味着互助资金对贫困户的支持力度还不足；农村互助资金使用效果的好坏,与借款农户的自身素质(如户主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有着密切关系。调查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效果除了扶贫支农方面的经济价值,还具有融洽成员关系、干群关系等方面的社会管理功能,对村级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本章最后深入探讨了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制度设计因素,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商业金融或普惠金融的性质(或目标)抉择、小型微利或规模经济的规模选择,以及经营策略选择、监管体制选择等制度设计层面,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实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不能回避或模糊处理这些制度设计层面的冲突。第五章是“国外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及经验”。主要介绍和分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模式及经验,其中发达国家重点比较分析了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农村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特点及经验,发展中国家主要分析了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制度特色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经验。分析认为,国外经验的重要启示在于：农村金融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不能盲目照搬；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中的作用发挥；合作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和保障等。第六章“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及对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针对叁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的共性和差异化问题,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经验,首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功能进行了总体定位；然后,根据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叁者各自不同特征,提出它们未来发展的各自模式选择及经营策略；最后,还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推进相关配套改革措施的具体建议。研究认为,在市场定位方面,要明确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社区型小微金融机构和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生力军属性,坚持“支农、支小、支微”的服务原则和“特色化、能赚钱、可持续”的经营方针,并放宽准入条件、采取激励约束机制引进多元化资本投入,同时,构建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协同监管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方面,认为村镇银行未来发展可选择总分行制或控股公司制模式；小贷公司的未来发展路径既可选择成为专业化的贷款零售商,也可创造条件逐步改制为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则应是多方合作、相融共生模式,包括资金互助社与商业银行联合发展模式、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区域联合发展模式、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发展模式。除了模式选择,论文还提出了促进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顾“支农、支小”政策目标和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具体策略建议。最后,论文还从应对利率市场化挑战、财政和货币扶持政策、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建立存款保险和农业保险制度等视角,提出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进相关配套改革的系列政策建议,特别强调了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风险的分担和转移功能,提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农业保险机构合作、农村信贷产品与农业保险产品合作途径及意义。纵观全文研究,始终以可持续发展为线索,重点探讨了影响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特征及政策效果问题。只有深入了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行特征及发展遇到的瓶颈,找出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政策效果发挥的各主要因子,才能创新性地提出兼顾支农政策需要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模式。论文研究的主要特色及创新之处包括：一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效果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性研究。论文较深入地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的目标、政策传导过程和传导机理,比较分析了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支小、支农”效果优劣,并通过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社区互助性金融组织,不仅对农户家庭增收扶贫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还对村级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最后还深入探讨了影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多方面制度设计因素,包括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目标冲突、规模选择冲突、策略冲突及监管冲突等,认为制度设计层面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效果的发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实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不能回避或模糊处理这些制度设计层面的矛盾冲突。二是创新性地探讨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发展方向及发展模式选择。从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兼顾支农政策目标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论文提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乡村社区型小微金融和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生力军的市场定位,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应该坚持“支农、支小、支微”服务方向和“特色化、能赚钱、可持续”的经营方针。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选择方面,认为村镇银行未来发展可选择总分行制或控股公司制模式,小贷公司则可选择成为专业化的贷款零售商或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发展路径,农村资金互助社则只有选择多方合作、相融共生的道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且,在设计叁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经营策略时,始终坚持支农政策需要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可持续发展二者兼顾。叁是结合福建省的试点调查资料,较全面地考察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历史、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创新性地探讨了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层次制度根源,并提出了小贷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模式选择及对策建议。论文从现行法律法规出发,深入讨论了小额贷款公司在法律上的模糊性质定位及对小贷公司经营的不利影响,分析了小贷公司未来两条发展路径的可行性及应具备的经营条件和制度环境,探讨了小贷公司现行的多头监管造成的有些管得太多、有些无人管的失序局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较全面的小贷公司发展策略及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袁建岐[4]2006年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提出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政权建设中处于重要位置,其跨越式发展有赖于高效便捷且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本文以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差距及其金融支持不足的危害,探讨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揭示了造成县域金融抑制的制度基础及其它根源,以实现县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在非完全竞争条件下实施有约束条件的县域金融深化政策及加强县域金融支持的措施选择。全文共由九章组成。第一章导论。本章首先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农村金融、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等国内外己有研究文献做了回顾与评述;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内容与框架、可能的创新之处做出了说明。第二章县域经济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金融与经济高度相关,本章从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入手,阐明了金融及其体系的动员储蓄、降低风险、减少成本、监督经理和促进交换功能,分析了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阐述了金融结构变化规律、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农村金融发展领域的农业信贷补贴、农村金融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叁章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与困境。本章首先分析了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和成效;从县域金融支持的差距出发,详细分析了县域金融机构、权限及信贷投放量萎缩的表现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危害;从县域金融本身、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金融生态等角度探讨了县域金融现状难以适应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成因;最后对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县域金融状况做了描述。第四章县域经济发展与县域金融支持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通过建立模型对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检验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以陕西省为例考察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证实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增长,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更好的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功能,对农村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第五章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供给的特征与缺陷。金融组织体系是保障金融支持政策目标实现的重要依托。伴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县域金融组织体系发生过许多变化。本章在对我国县域金融改革与发展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县域金融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从县域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了其功能和绩效,指出正规金融的不足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分蘖,致使县域非正规金融成为满足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力量。最后在探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缺陷的基础上,分析了县
王永龙[5]2004年在《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当金融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时，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资本投资不足和金融资源低效配置的约束。农业金融是以信用手段动员、配置和管理涉农金融资本运行的活动，是农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以市场化和产业化为导向的农业转型发展，要求广泛而有效率的信用活动和金融运行，以保障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仍具有显着“产融弱质性”，面临严峻的资本形成不足、发展资金短缺的困境。这必然形成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严重制约。农业金融支持对改善农业弱质肩负着无可替代的重任，成为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性机制途径。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理论的合理因素，从我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基础、产融互动和农业金融效率等叁个角度，运用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以及制度分析方法，论述了我国农业转型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和现实依据，提出了农业金融支持体系建构的原则、机理与对象选择，着重探讨了叁类不同农业金融支持机制的运行原理及其支持效应，并以金融支持效应为核心，论述了我国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供给及其效率。最后指出：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转型发展进程中完全市场机制的不完全适应性，农业金融支持不仅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和政策取向。充分发挥农业金融支持效应，必须从完善农业金融体系与结构、改进农业金融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制定并协调农业金融政策等叁个方面进行深化。
王威[6]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近些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迟滞，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甚至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持续居高不下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理论界和实务界。我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目标，农村发展的障碍目前在于农村经济发展迟缓和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本文认为其主要因素之一是金融制约，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农民缺乏资金，无法获得投资机会；农民受教育的机会丧失，劳动技能不能提高等，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脱贫致富。本文在对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状况及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目标和原则，并对新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构建，提出了具体的构建措施和政策性建议。本文首先通过背景分析，广泛借鉴了国内外文献研究，在对转型期中国农村金融的需求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农户对农村金融的需求诉求；在对中国农村的供给特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文抛弃了以往的分析视角，从金融资源的配置角度对金融供给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提出了微观、中观、宏观叁个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概念和特征，对叁个层次供给系统的结构功能给予了界定与描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农村金融的供给矛盾和成因，提出了农村金融问题应从供给着手解决，农村金融供给缺乏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资源的流失与金融服务体系的失衡的观点。在对金融服务体系的服务原则进行探讨，从功能上界定金融体系的框架模式的基础上，分别对叁大金融服务体系的内部结构、组成、主体特征、配置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应从资源配置与功能协调的角度重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命题。在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由微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宏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叁个层次的金融体系构成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进而对叁个层次金融体系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在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协调关系中，微观金融服务体系的协调是基础，中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协调是衔接，宏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协调是关键。根据这一结论，在比较国际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典型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协调期望模式；对模式的协调性运行进行了模型分析，得出了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期望模式在各个条件下的完全协调状态均衡解，进而指出了完全协调状态的发展演化路径；对模式运行的必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宏观分析中，从省际、省内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总体差异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实证研究；在微观分析中结合哈尔滨市的农村金融实际状况，对哈尔滨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服务效应进了案例分析，从实践发展方面证明了模型研究得出的部分结论。并围绕农村金融服务对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税费改革、农村扶贫建设、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科技进步的支持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农村金融服务应定位于促进农业增长与农业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增进与改善，农村金融还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支持体系，才能形成支持的“整合效应”的观点。最后，从金融基础建设、经济社会坏境建设、政策坏境建设叁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建议。综上，本文从几个侧面深入剖析了农村金融体系“整合效应”的特征、功能性配置和存在问题，在对其结构整合的过程中，对综合协调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了这种“整合效应”存在的前提与条件，并通过规范分析在理论上回答了农村金融体系运行如何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环境下酝酿、激发、极化和扩散这种“整合效应”，实现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促进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安翔[7]2004年在《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却在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出现了绝对值的下降。“叁农”问题成了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难题。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二是通过农业结构的调整，生产高附加值农作物(林毅夫，2003．9)。诚然，造成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农村金融的供给瓶颈。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存在着种种问题：农村金融组织不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以下基层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削减了政策性支农业务；邮政储蓄只从农村吸收存款而无发放贷款的职能；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差，非农化倾向严重等。从而导致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业再生产资金匮乏。到2002年11月底，估计从农村流出的资金约为3000亿元(夏斌，2003)。因而，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通过创建农村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农村金融深化指标是解释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然后分析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现状和原因，提出解除金融抑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研究的主要结论及创新： (1)本论文参考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Pagano模型，将指标进行适当的选择和处理，运用到我国农村经济领域，建立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农村金融深化指标是重要的解释变量；同时政策性变量也是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呈现显着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利率指标和国家宏观经济增长指标的模拟结论完全相反(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说明第一，金融抑制确实是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政府的政策措施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了决定性作用；第叁，我国市场呈现出分割状态，农村市场符合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特征，因而针对农村经济的政策措施应与整个宏观经济相区别。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2)对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同样得出农村金融抑制是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成为本文立论的依据。 (3)从农村微观经济的主体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金融产品的需求方—农户、乡镇企业和农村基层政府组织的信贷资金需求情况。主要运用农户调查资料剖析农村金融抑制现象是本文的又一创新点。 (4)从金融产品的供给方—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合作基金会以及保险等行业和部门的发展历程以及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情况，从另一视角揭示了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状况。 (5)根据“理性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视角出发，对农村金融产品的供需主体行为进行了分析，得出外生的正式金融机构无法为农村提供足够的金融产品，趋利性的本质必然促使其从农村领域撤出，资金也必然会向收益高、风险低的部门流动，因而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现象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导致金融产品的需求方不得不从非正式的民间金融渠道寻求资金帮助，民间金融在这里起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6)为了解除农村金融抑制现象，需要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性变革。具体包括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叁大部分，涉及信贷、保险等各领域。因为当前农村金融的主要矛盾是信贷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7)农村信用社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资产质量差、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规模过小等问题，受这些因素的制约无法为农户提供再生产所需要的充足的信贷资金;并且农信社真正的组织目标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它己经与合作制的本质相背离，决定其不可能从社员的角度出发完全履行扶助“叁农”的义务。而当前农村信用社改组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银行的方案，也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农信社自身的经营困境，但是从所有权形式、组织目标、经营原则等制度性规定来分析，改制后的农信社将更加远离“叁农”，而这是与改革的初衷相违背的。 (8)我国农村金融领域需要真正合作化的金融组织，当前农信社改革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可能产生出农民自己的信用合作组织。合作金融只能依靠自下而上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这或许会从一些组织行为规范、管理严密的民间金融中演进而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来。所以当前逐步规范、引导民间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地位，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一环。 (9)鉴于农业的弱质性特征，政策性金融应起到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准公共产品、扶持合作金融组织、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前巫需改革的政策性金融部门在信贷和保险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开展政策性金融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政府陷入“贫困性陷阱”，又可以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总之，农村?
张颖慧[8]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保证农业投入的持续稳步增长,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而且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作为农业投入主渠道的农村金融部门,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在机构设置、经营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何建立一种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农村金融的发展,进而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论文在对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以金融发展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关系入手,对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刨析。论文探讨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为什么没能更好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同时对影响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发展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分析。缺乏良性互动机制,有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从正规农村金融发展和非正规农村金融发展两方面来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原因。而农户自身的原因有生产方式、要素投入以及自然因素等等。论文借鉴国内外农村金融对农民增收支持的经验和方法,围绕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设计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发展机制。论文在动态地把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寻求措施使整个农村金融体系有效地运作起来,找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论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就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国内外研究动态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述,指出了已有研究的不足,认为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研究方向和重点应该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由结构研究转向机制研究和调控研究,并最终满足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要求,最后对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论文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二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理论。本章是全文分析和立论的理论基础,首先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简单回顾,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农业融资理论、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最后从制度和结构两方面来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从中找出了制约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弊端所导致的农村金融结构和功能的失衡,致使农村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农村金融将不可能在支持农民增收中发挥重大作用。并以此为依据指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要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只有改进现行的中国农村金融的结构和功能,才能增强农村金融在农民增收中的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农民收入增长提供理论支持。第叁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在上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运用1978—2004年的实际数据首先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随后从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民收入两个视角分别检验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都表明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弱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能更好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第四章中国正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分析。本章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状况的基础上,找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性问题是历史性和体制性的资源配置的错位,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发展缓慢(农业贷款不足),紧接着对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论述,从中找出农村金融发展缓慢的根源在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低下,运用博弈论分析的方法对农村金融信贷市场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从而探寻出农村正规金融改革的出路在于农村信用社要积极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地位,中国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寻找新的发展思路。第五章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分析。本章首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概念进行了界定,进而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抛析,认为制度是影响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角度分别阐述农村非正规农村金融的生成机理。然后利用信贷合约模型对农村非正规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找出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路径是加强政府在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路径上的规范引导作用,让农村非正规金融真正成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者,同时鼓励设立小额信贷组织等。第六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分析。影响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是现有制度不合理造成的。本章首先对农村金融发展中政府定位进行了阐述,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是最终导致农村金融支持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然后分别对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促进农民增收的机制进行了刨析,对各自的发展设计出一种机制来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信用社主要是发展小额信贷;农村政策性金融在融资机制上、组建农村信贷担保银行、信贷业务种类及法律制度上进行了设计;中国农业银行从建立合理分工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目标入手,推进农业银行的综合改革并根据商业性金融的特点明确支农地位。第七章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与对策。尽管农村金融发展有它内在的特殊规律性,但是外在因素的推动是不可缺少的,由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都在既定的政策和体制下形成的,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各种政策、制度和体制进行系统调整,这也是农民收入增长的客观要求,通过前几章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认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是: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变国家对农民信贷的支持政策;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规范和发展农村民间金融的基础上,加强农村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这一总体思路来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
韩林[9]2010年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逐年增加财政支农支出。但是,农业基础薄弱、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现象在中国普遍存在,“叁农”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现。进入21世纪后,我国进入了财政支农、工业反哺农业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时期。因此,研究中国财政支农支出问题,有效地发挥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作用,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运用公共财政学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从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结构和绩效等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收入以及农村发展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并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比较利益低的弱质产业,政府必须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财政支农支出是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定性分析方法论述了财政支农的理论依据,介绍了部分发达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并论述了我国强化财政支农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对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历史变迁与现状进行了评价；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历年来的财政支农支出的总体情况、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结论。第叁部分：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实证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增加值增长、农民收入增长的效应,计算并实证检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效率；从财政支农支出对农业增加值增长和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正的效应,说明财政支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在既定的支出规模、结构和方式的前提下,存在一些制约财政支农支出效应发挥和效率提升的因素。第四部分：本文提出了促进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绩效提升的制度创新途径和完善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对策。绩效提升制度创新的内容包括：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和财政保障体制创新。完善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对策包括：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增加支出规模,优化支农支出结构和调整农业补贴。
郭新明[10]2008年在《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县域是中国发展的基础,是城乡协调发展的纽带,如何发展县域经济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协调性和稳定性。当前,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种种“瓶颈”,其中金融抑制是最为主要的制约“瓶颈”。如何完善县域金融制度安排、增加金融有效供给成为解决县域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本文以制度经济学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制度结构与变迁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指导,解读了我国政府导向下的县域金融制度的供给逻辑,进而将县域金融区域非均衡因素纳入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剖析了其对县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县域金融制度动态演变,分析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县域金融制度供给安排、需求特征及其两者表现出的总量与结构上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指出金融制度供给相对于需求不足的弊端;探讨了不同地区县域金融制度变迁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关系,揭示了造成县域金融制度供求冲突的根源。本文以实现县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在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和非完全竞争条件下实施有约束的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路径,以及因地制宜地加强不同地区县域金融制度支持的选择策略。全文共由八章组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言。本章提出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并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阐明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与框架,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二章,金融制度安排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本章通过分析金融制度安排对县域储蓄总量和结构的影响,以及通过不同投资渠道对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初步结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介入程度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总体合作能力,并同其成反比。由于县域微观经济主体合作力较弱,又缺少农民利益游说疏松团体,县域金融制度改革自然在政府导向控制之下。政府主导县域金融制度改革的绩效不一定必然低于市场主导的县域金融制度,关键在于政府权重的合理边界。在DGLLS模型分析下,一个国家究竟选择何种制度结构最有效,取决于制度可能性边界(IPF)形状。在我国农民合作力较弱、依赖政府控制主导下的县域金融制度变革是沿着SCP2曲线路径变迁波动,即使不断偏离该曲线,但仍会回归并收敛于该曲线上。县域金融制度设计初衷在于利用农业剩余补贴工业发展,因此县域资金非农化倾向十分严重。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并试图同国际惯例接轨,国家决定解决历史遗留的隐患。由于县域金融制度在政策性扶持与商业化经营之间徘徊,并出现严重的非农化贷款,账面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政府开始审视县域金融制度的稳定运行问题和农业贷款扶持“叁农”问题。在当前的县域金融制度安排下,正规金融规模跟不上需求的发展,较高的租金成本、繁琐的审批程序,使县域农户常常无奈地选择民间借贷。不同县域由于金融发展程度差异,县域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相差悬殊,这使得不同县域的企业负债能力、资产扩张能力不尽相同。将县域经济中居民储蓄规模、储蓄结构、企业资本结构等因素纳入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发现,不同县域企业融资结构,通过影响其资产扩张速度、投资效率等因素,使不同县域的经济增长、人均产出差距悬殊。在两个县域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下,县域之间的收入差距随着富裕县域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大,随着贫困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第叁章,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困境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县域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同时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增收极度困难、农业产业化和县域工商企业发展不足等诸多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生产技术落后、人员素质较低、财政支持不足等众多因素。但本文认为,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县域金融支持的不足。当前我国相对落后的县域金融制度安排,使得县域金融主体不足、金融机构和信贷投放持续萎缩以及金融工具匮乏、业务单调,最终导致了县域资金资源严重流失,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农业投资增长乏力,农业产业升级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严重匮乏。这是目前阻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必须设计更为合理的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破解县域资金短缺难题,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第四章,县域经济发展中金融制度需求与供给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县域农户、中小企业、城镇化建设等不同主体的金融制度内生性需求特征,进而剖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中国家一厢情愿的金融制度外生性供给安排,进而比较分析了县域金融制度供给与需求间存在的突出矛盾:县级金融机构设置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的矛盾;信贷资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与县域经济效益普遍低下的矛盾;社会信用环境恶化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商业银行经营战略调整与县域企业资金需求的矛盾;资金需求与资金外流的矛盾;金融竞争加剧与县域金融机构制度不健全之间的矛盾。第五章,县域金融制度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设定了分析县域经济增长中金融制度因素的相应指标,利用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动态计量模型对我国县域金融制度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对各县域金融机构进行了效率评价,分析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县域金融组织结构的效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县域金融的适应性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但在当前县域金融制度下县域金融机构的适应性并不高。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县域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域,县域金融的适应性相对较强,主要得益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引致的县域金融的较快发展,同时县域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县域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此外,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且经济发展缓慢的县域,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和财政、产业政策的配合,其适应性较差。因此,县域金融制度的安排须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基础,并与国家宏观政策和地方政策密切配合。第六章,国外县域金融制度体系的考察与启示。参照国际上成功的经验,结合中国县域实情,将其移植、改造、修补并谋划出一个体现中国县域金融制度需求特征的金融制度供给体系,不失为一个可行之举。本章以经济发展程度和金融结构为标准,分别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与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的角度,简要地介绍了德国、日本、美国、法国、印度等国际上较为典型的国家的农村金融制度,分析了它们的起源、架构、资金来源及贷款方向,对设计我国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县域金融制度的启示是:以公平、完善的法律为依据,以政府扶持为支撑,以县域经济主体自愿合作为形式,以民间融资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补充,以市场机制作为县域金融制度的调节机制。第七章,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县域金融制度选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特征可以归纳为单纯强制性制度供给逐步向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互演进的过渡。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金融制度始终依赖并滞后于经济制度的变迁。因此,本文在分析县域金融监管制度、县域信用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县域的经济特点及面临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上提出:由于中国县域经济的二元性,县域金融制度很大程度存在非均衡和非有效性,根据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以及金融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标准,创新性地设计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及正规性金融制度安排、非正规性金融制度安排,通过制定扶持农村金融的政策和激励机制,建立与需求增长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农村担保和农业保险保障机制及符合中小企业发展特点的银企关系等制度安排,达到均衡农村金融供求的目的。第八章,完善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配套政策分析。为提供适应县域金融制度内生性需求的金融制度安排,本文从县域金融制度风险控制、金融监管、信用评估、财税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配套措施跟进及制度环境的改善,使县域金融制度安排与经济制度环境建设有机统一起来。
参考文献：
[1]. 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性缺陷及改革对策探讨[D]. 李广来. 天津大学. 2004
[2]. 金融效率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D]. 刘玉春.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3].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特征及政策效果研究[D]. 王信.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4].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 袁建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6
[5].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王永龙.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6].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协调发展研究[D]. 王威. 东北林业大学. 2007
[7].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 安翔. 浙江大学. 2004
[8].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研究[D]. 张颖慧.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9].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问题研究[D]. 韩林. 南开大学. 2010
[10]. 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安排研究[D]. 郭新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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