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叶抽查九成以上合格（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指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张国华[2]（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房建恩[3]（2020）在《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国家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相关立法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高,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连续5年保持在96%以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部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需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已进入立法日程。全面落实生产者主体责任是立法修订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现行立法的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存在主体覆盖不全、义务配置不合理、责任追溯不畅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实施效果。如何在立法修订中解决这些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还缺乏足够共识。能否全面规定农产品生产者的质量安全保障责任,把包括散户在内的全部农产品生产者纳入责任主体范围?如何平衡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中的产品达标与行为合规,真正实现“源头控制”?如何实现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追究机制中的行政追究与司法追究的互补与协调?理论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还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有力的理论支撑,立法中相关制度设计难以展开。本文通过理论解构,将主体责任问题的研究限定在主体基础管理、义务配置、法律责任设定和法律责任追究四个层面,确定了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论域边界。围绕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完善,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是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基本范畴。本部分主要通过对“农产品”“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与“安全保障责任”等基本概念的解析,确定本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边界。笔者将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界定为“农产品的生产者负有保障其生产的农产品安全性的责任,不仅强调农产品生产者在有违法行为后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liability）,更强调农产品生产者有保障所生产的农产品安全性方面的法律义务（responsibility）”。由此,本研究对象——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主要包括农产品生产者对农产品安全的保障义务和农产品生产者违反农产品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两个方面。第二部分是现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中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实证研究。本部分通过对立法文本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的司法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归纳概括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现实问题,树立起本研究的“问题导向”。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中的主体责任问题,主要包括因“农产品”这一核心概念不清导致的农产品生产主体范围边界模糊、法律规制对农产品生产者覆盖不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义务配置不合理、法律责任设定不科学、法律责任追究困难等问题。文章从认识根源和制度运行的客观制约条件方面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三部分是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价值取向与实施模式转化。制度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决定着制度样态,该部分首先探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价值追求,对现行立法不仅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还要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二元价值目标进行反思;在法益主体的面向上探讨了保护农产品消费者利益与保护农产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利益的平衡问题。制度运行模式也是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实施的主导机制上,对现行行政监管为主的实施模式进行反思,提出不仅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中的政府监管责任,更强调运用市场机制追究生产者基于契约和侵权法律关系应当承担的责任。第四部分是制度研究的呈现部分,根据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从主体规制、义务配置、法律责任体系优化方面提出了制度完善的方向和建议。在主体规制方面强调应当在信息规制、软法规制等多元规制理念和方法中强化对农产品生产主体的全面规制,通过坚实的农产品生产主体基础管理,将全部农产品生产者纳入监管视野;在义务配置方面,优化农产品生产者的法定分类,通过类型化的义务配置,进行农产品生产主体义务条款的法律设计;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优化上,根据时代变化、相关法律衔接配合、法律实施的实际需要等提高法律责任的惩戒力度,丰富法律责任类型,完善法律义务与法律责任以及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的衔接。第五部分,本部分作为制度设计的延伸,主要对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运行进行探讨。按照本文对责任基本范畴的界定,责任不仅包括违反法律义务后的责任追究,同时也包括法律义务主体对法律义务的主动履行。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运行中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价格机制、信用机制发挥农产品生产者在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方面的积极性。在农产品生产者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追究中,一方面仍要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机制作用,要从强化执法能力、创新责任形式、严肃行政问责等方面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者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义务的行政责任追究。另一方面要充分激发消费者和产业链下游环节对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行为的关注,通过惩罚性赔偿、追溯机制、责任保险等制度设计,激活法律私人实施机制,分担行政执法压力,通过民事责任机制实现对农产品生产者违反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追究。
孟园园[4]（2020）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玩具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玩具出口贸易在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稳步发展,虽然受到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受益于出口新兴市场的拉动作用,我国玩具的出口仍然保持震荡型稳步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统计计算,从2001-2018年,我国制造的玩具占据了全球玩具总消费的73%,出口额也从2001年的51.6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54.68亿美元,十几年来增长了接近四倍,远远高于全国贸易出口增速和轻工行业的平均出口增速,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但是在玩具行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乏一些问题的出现。当前我国主要出口目标市场如美国、日本等不断出台关于玩具的法规、标准,其中的要求越来越严苛,增加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和经济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玩具的出口份额。例如目前作为我国玩具出口第一大目标市场的美国,近几年我国对其玩具出口份额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已从2010年的38.28%下降到2018年的28.53%,其中可能有贸易摩擦的因素,但是也很难将技术性贸易壁垒排除在外。因此研究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玩具出口的影响有积极意义。论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了实证分析。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解释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表现形式、量化指标、作用机制以及对玩具出口国的贸易效应,其次分析了我国玩具出口现状及所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实证分析部分,选取TBT通报数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量化指标,选取2001-2018年的数据利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TBT通报数在长期对我国玩具出口额的平均边际效果,其次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TBT通报数对我国玩具出口额在某个特定分位数的边际效果,最后选取2001-2008年的数据利用OLS回归得出TBT通报数在短期对我国玩具出口额的影响。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双重性,在短期对我国玩具产品的出口有抑制作用,TBT通报数每增加1%,我国玩具出口额减少0.151%;在长期有促进作用,TBT通报数每增加1%,我国玩具出口额增加0.084%。（2）随着分位数的增加,核心解释变量TBT的回归系数逐渐减小,这表明TBT的通报数量对我国玩具出口额的前端影响较大,而后影响逐渐减少,也就是指TBT通报数量的增加对低贸易额国家的影响较大,而对高贸易额国家的影响较小,因此最大受益者为较低贸易量国家。（3）技术性贸易壁垒在短期对我国出口至发达国家玩具总额的抑制作用显着大于对不发达国家的抑制作用,在长期对我国出口至发达国家玩具总额的促进作用显着大于对不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根据论文分析及实证得出的结论提出的对策建议如下:（1）政府应该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把关力度,加大对产品质量重要性的宣传以及对不合格产品的惩治力度;玩具出口企业应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长远发展的目标,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2）政府可以帮助企业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加强资金和技术投入;玩具出口企业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提高产品技术含量。（3）政府应积极提高制定标准方面的素质,重视对相关标准的宣传和解读;玩具出口企业应提高自身标准化意识,力争使自己生产的产品符合目标市场的标准要求。（4）政府应加强与新兴市场的合作交流,为玩具出口企业与新兴市场的合作牵线搭桥;玩具出口企业应采取多元化的市场战略,扩大玩具出口。
柴静[5]（2019）在《安徽省常见肿瘤疾病负担与肿瘤发病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本研究的目标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基于新农合报销系统数据及课题组所开展的社区癌症患者经济负担研究,全面地评估安徽地区癌症的经济负担,为了解癌症经济负担、强化癌症防控认识以及优化癌症防控政策提供依据。另一是构建安徽地区多癌症以及常见六种癌症（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预测模型,为集中资源开展癌症重点预防干预和癌症早诊早治提供适宜的关键技术,从而降低癌症患病对患者以及对社会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方法新农合常见癌症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研究:获取2013-2017年安徽省新农合报销系统内各地市的癌症患者的报销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数据。以社区为基础的常见癌症患者经济负担研究:调查对象为2016年以来确诊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年龄35岁及以上的生存或死亡癌症患者。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按安徽省地理位置南、中、北分别随机选择1个市,每个市1个县,每个县2个乡镇,每个乡镇4-5村/社区。采用结构化问卷入户对患者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癌症患者确诊后的例均总费用、直接医疗费用、直接非医疗费用和间接费用。以社区为基础的癌症发病影响因素病例对照研究:按安徽省地理位置南、中、北选择9个市的19个县/区,每个县/区选择3-4个乡镇/街道,每个街道/乡镇选择4-5村/社区,纳入所有2015年以来确诊的且年龄在35岁及以上的气管/支气管/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卵巢癌、前列腺癌、胰腺癌、膀胱癌、淋巴癌、肾脏及泌尿系统其他癌症（包括生存和死亡）;对照居民为癌症病例所在社区的未确诊过任何一种癌症的居民,按照1:8纳入对照居民,配对标准为男女1:1（乳腺癌患者的对照除外）,年龄与病例相差±5岁。本研究尝试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改良哈佛风险指数”和“年龄-因子加权指数”多种方法,并通过反复比选找出相对理想的多癌种及单癌种风险预测模型。结果新农合常见肿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研究:（1）安徽新农合报销人次从多到少依次是胃癌74381人次、肺癌64703人次、乳腺癌46434人次、结直肠癌44400人次、食管癌25982人次、肝癌9590人次。六种癌症男性的报销人次占比56.7%-79.1%,均大于女性,60-69岁组报销人次占比最多（乳腺癌为40-49岁）。（2）六种癌症的住院流向均以三级医院为主（49%-76%）,二级医院次之（19-40%）,不同地市间差异较大。（3）安徽农村地区每十万人口住院医疗总费用从高到底依次是胃癌、结直肠癌、肺癌、食管癌、乳腺癌、肝癌。次均住院医疗费用最高的是食管癌23065元,其次是肝癌16872元,结直肠、胃癌和肺癌（12399元-12471元）,最低是乳腺癌8060元。（4）除了肝癌外,2017年的次均住院天数均比2013年降低,2017年的六个癌种的次均住院天数为7.4-15.8天。（5）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均是药费占比最高（20.2%-29.9%）,食管癌的材料费占比最高（21.9%）。相比2013年,2017年五种癌症的药费占比下降（乳腺癌除外）,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乳腺癌的材料费均下降。（6）六种癌症的新农合次均报销费用占次均住院总费用的比例为49.8%-57.0%。2013-2017年次均医疗总费用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以及个人自付费用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但2017年五个癌种（除乳腺癌）的次均住院医疗费用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92-1.49,次均个人自付费用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34-0.52。以社区为基础的常见癌症患者经济负担研究:（1）共调查了癌症患者527例,从多到少依次是肺癌134例、胃癌125例、结直肠癌121例、食管癌55例、肝癌54例和乳腺38例。男性340例,占比64.5%,女性187例,占比35.5%,平均年龄为61.89±9.51岁;城市患者106例,农村患者421例,各占20.1%和79.9%。死亡组和未死亡组为107例和420例,分别占比20.3%和79.7%。（2）六种常见癌症的例均总费用分别是肝癌287114、食管癌222376元、结直肠癌206226元、胃癌165947元、肺癌143367元和乳腺癌106367元。例均总费用中直接医疗费用占比61.2%（各癌种53.1%-69.7%）,间接经费占比为33.7%（各癌种27.3%-43.0%）,直接非医疗费用,占比5.1%（各癌种3.0%-6.3%）。（3）癌症患者的直接医疗费用构成中,以住院费用的比例最高,占比74.5%-92.9%,门诊费用占比2.5%-15.7%,自购药品费用占比0.2%-9.8%。（4）例均医保报销费用为18316元-139457元,占例均直接医疗费用的43.9%（各癌种25.7%-69.7%）,占例均总费用的比例仅为27.0%（各癌种15.7%-48.6%）。次均住院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为28.6%-49.6%（肝癌67.7%）,次均门诊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为8.0%-19.4%（结直肠癌61.3%）。（5）六种癌症男性与女性、死亡组与未死亡组的各项费用差异没有显着性,除结直肠癌患者的例均总费用大于女性患者,肺癌未死亡组的间接费用大于死亡组。70岁及以上年龄组胃癌患者的例均总费用,结直肠癌患者的例均总费用、住院费用均低于其他年龄组,乳腺癌的最少例均总费用、间接费用也发生在最高年龄组（60-69岁）。农村肺癌和胃癌患者的例均总费用、间接费用大于城市,农村结直肠患者的间接费用大于城市,城市和农村六种癌症患者的例均住院费用均没有显着性差异。（6）癌症患者的次均住院医疗费用分别是食管癌26192元、结直肠癌19124元、胃癌16089元、肺癌15224元、乳腺癌12193元、肝癌11639元,例均住院次数为4-6次,次均住院天数8.9-15.4天。（7）次均门诊医疗费用2206元-5475元,占次均门诊总费用的67.9%-80.4%,门诊直接非医疗费用为175-843元,占比5.9%-13.2%,间接费用390元-1490元,占比6.4%-21.2%,次均门诊的报销费用占次均门诊总费用的6.4%-13.4%（结直肠癌43.3%）。（8）不同癌种患者的住院就诊比例和门诊就诊比例随就诊次数增加而依次减少,五种癌症患者（食管癌除外）从确诊后的第一次到到第三次住院的住院总费用和住院医疗费用均是依次减少;门诊医疗费用并未随门诊次数依次增加而减少。以社区为基础的癌症发病影响因素病例对照研究:（1）研究共调查了23701人,其中2646名癌症患者,21055名无癌症病史的正常居民。按照单病种人数从多到少依次是肺癌490例、胃癌443例、结直肠癌406例、乳腺癌338例、食管癌317例和肝癌92例,占总癌种的78.8%。其它癌种为560例,包括宫颈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甲状腺癌、淋巴瘤、鼻咽癌、膀胱癌、胰腺癌、胆囊癌、肾脏等其它癌症。病例组的平均年龄为58.30±10.78岁,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57.71±10.46岁;病例组的男女分别占54.7%和45.3%,对照组的男女分别占42.4%和57.6%。病例组的城市和农村癌症患者分别占45.0%和55.0%,对照组的城市和农村患者分别为45.6%和54.4%。（2）最终构建的安徽地区常见六种癌症的风险评估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肺癌（AUC值为0.765,95%CI为0.742-0.787）、胃癌（AUC 0.800,95%CI=0.779-0.820）、结直肠癌（AUC 0.779,95%CI=0.757-0.802）、食管癌（AUC 0.873,95%CI=0.853-0.894）、肝癌（AUC 0.843,95%CI=0.801-0.885）、乳腺癌（AUC 0.816,95%CI=0.791-0.841）,多癌症预测模型（AUC 0.772,95%CI=0.763-0.781）。（3）纳入肺癌预测模型的因素有17个,包括:长期居住地、体质指数、患过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炎、疟疾、有过体重明显变胖或变瘦的时候、食物反流或反酸、胃痛或胃部不适、长期咳嗽或咳痰、肺癌家族史、规律的体育锻炼、居住环境风险、有害物质接触史、生活事件影响程度、每月白酒量、吸烟量、饮食喜好、每天吃主粮量。（4）纳入胃癌预测模型的因素有14个,纳入结直肠癌预测模型的因素有14个,纳入食管癌预测模型的因素有10项,纳入肝癌预测模型的因素有4项,纳入乳腺癌预测模型的因素有15项。（5）年龄和性别做为单独权重指数纳入各个单癌症风险预测模型。纳入多癌症预测模型的因素包括:经年龄、性别调整后的各个单癌症风险评估模型的预测指数。结论安徽省六种常见癌症住院费用报销的覆盖面与水平、患者的疾病负担,以及住院服务的流向、过程及费用结构均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依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六种常见癌症的新农合次均报销费用占次均住院总费用的比例较低,不同癌症患者的住院医疗费用负担有所差异,癌症患者的住院医疗费用负担仍然很重。尽管直接医疗费用是癌症经济负担的主要来源,但直接非医疗费用和间接费用已经接近直接医疗费用,医保报销对于降低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作用有限。本课题建立的单肿瘤及多肿瘤风险评估模型预测效果较好,ROC曲线下面积均达到0.76以上,能为基层医生评估、发现肿瘤风险较高的居民并进而集中资源开展重点预防干预和癌症早诊早治提供适宜的关键技术,有助于降低癌症患病对患者以及对社会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姜健[6]（2019）在《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与防范研究 ——基于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理念正在由温饱型向享受型升级,对蔬菜质量安全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来越偏好绿色、有机等安全蔬菜。在蔬菜市场中,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蔬菜种植户（简称“菜农”,下同）在农药使用过程中,即使认识到使用不安全农药、超量使用农药、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违规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但受利益驱使仍然可能存在上述行为,进而发生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菜农使用农药发生道德风险,导致安全蔬菜有效供给不足,直接影响我国蔬菜质量安全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也使得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新鲜、优质的农产品,减少无效、有害的农产品供给,是我国当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方向。因此,厘清菜农“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机理,找到影响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显着因素,提出防范、规避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针对性措施,就成为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与防范研究”为题,对菜农农药使用行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超量使用农药、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三个层面了解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现状,探讨菜农农药使用过程中道德风险发生的内在机理,找寻影响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发生的因素,在借鉴国外农药管理经验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对于提高菜农农药使用水平,降低蔬菜农药残留,保障蔬菜质量安全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本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和博弈论（Game Theory）等相关理论,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利用辽宁省396户菜农的调查数据,测度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状况,分析验证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发生的作用机理,从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超量使用农药、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等三个层面对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防范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针对性措施,为政府规范菜农施药行为,保障蔬菜质量安全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共分九章,主要研究内容可概括为六部分:（1）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理论分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期望效用理论阐释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机理,认为菜农是否发生道德风险取决于菜农农药使用的预期总效用,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会受到菜农个体特征、种植特征、政府规制特征、市场主体特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视角分析政府规制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关系,发现政府检测频率与政府处罚严厉程度是影响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重要因素;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非合作单次博弈及多次重复博弈的视角,分析市场主体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关系,发现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市场中信息的有效传递、消费者的信息甄别水平、绿色安全蔬菜能否高价销售以及邻里效应等是影响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重要因素;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视角分析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关系,发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菜农发生道德风险有约束作用,扩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监督范围对于防范菜农道德风险的发生具有正向作用。通过理论分析,构建政府、市场、组织共同防范菜农道德风险的理论框架。（2）菜农道德风险的测度。对396名样本菜农的个体特征、经营特征、政府规制特征、市场特征、农合合作经济组织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开发量表并运用因子分析降维的方法测度菜农农药认知能力;测量菜农农药使用行为;基于菜农农药使用认知能力与农药使用行为的交互分析,测度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状况。结果显示:使用不安全农药的148名样本菜农中,有80名样本菜农对不安全农药的危害性有认知能力,发生了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超量使用农药的152名样本菜农中,有84名样本菜农对超量使用农药的危害有认知能力,发生了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的160名样本菜农中,有65名样本菜农对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危害有认知能力,发生了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3）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基于期望效用理论构建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分析框架,提出两条研究假设;利用二元Logit模型与OLS回归模型对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在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参数估计中,风险类型、价格影响、合作组织、售前检测、宣传培训与农药补贴对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发生均在1%水平上显着。具体来说,菜农的风险类型在1%水平上显着影响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的发生;家庭经济条件越不好的菜农,其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菜农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市场价格因素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着影响菜农发生道德风险;政府售前检测、宣传培训、农药补贴与政府处罚程度等因素,也分别在1%和5%水平上对菜农发生道德风险具有显着的约束力;而销售合同与种植监管对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影响不具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4）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通过构建损害控制（damage-abatement）模型建立菜农超量使用农药的道德风险分析框架,提出四条研究假设;利用OLS回归模型和Probit回归模型对农药的作用和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农药投入对蔬菜产值影响的参数估计中,农药投入在1%水平上正向显着影响菜农的蔬菜种植收益;在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参数估计中,价格影响、产量影响、邻里效应、合作组织、销售合同、售前检测、处罚程度及风险类型对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着。具体来说,市场收益保证是影响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显着因素;产量影响与价格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着影响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的发生;售前检测及违规处罚程度因素可以降低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及销售合同分别在1%和5%水平上负向影响菜农道德风险的发生;而宣传培训与种植监管对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影响并不显着。（5）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影响因素。构建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分析框架,提出四条研究假设;利用Logit模型与OLS回归模型对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参数估计中,价格影响与风险类型对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着。具体来说,政府规制中的售前检测与宣传培训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着影响道德风险的发生;销售合同、种植监管及处罚程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邻里效应显着影响菜农道德风险的发生;价格影响因素在1%和5%水平上显着影响菜农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5%和10%水平上负向影响菜农道德风险的发生。（6）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防范。基于上述发现,以防范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保障蔬菜质量安全水平为目的,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经济、社会、法律三个视角提出规范菜农农药使用行为的政策重点,并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对策建议:第一,政府应加强农药零售商监控体系及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加大农药残留检测力度,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提供技术指导,普及农户生产行为诚信体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第二,市场方面,菜农应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质量安全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完善蔬菜市场体系,加强蔬菜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带动能力。第三,提高菜农组织化程度,完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加强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和监督。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第一,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将消费者和蔬菜生产者纳入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从菜农农药使用行为中使用不安全农药、超量使用农药、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三个层面,对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机理进行阐释和验证,拓展了对农户行为研究的视角,是对已有文献的有效补充,因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二,研究内容上,本研究从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超量使用农药、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三个层面分析菜农的道德风险问题,分别涵括蔬菜生产中的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阶段,而以往对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中的研究,本研究内容更加全面;本研究不仅阐释了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影响因素,还从经济、社会、法律三个视角确定了防范菜农道德风险的政策重点,从政府、市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三个层面提出了防范菜农道德风险的具体措施,内容也更为系统;本研究以菜农对使用农药产生后果的认知及发生的行为将菜农分类,对菜农的认知与农药使用行为进行交互分析,以菜农对违规用药行为的危害性是否认知,在使用农药过程中是否发生了使用不安全农药、超量使用农药、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的行为作为依据,测度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林美娥[7]（2017）在《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AK县的实证》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我国国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正在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突出问题。农产品质量安全涉及生产、加工、销售领域多个环节,其中生产环节是形成农产品质量问题的源头,影响农产品质量最大的因素便是农药的使用。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茶叶是我国社会大众非常喜欢的健康饮料。近年来,随着全球茶叶消费量的递增,以及人们绿色消费意识日益增强,茶叶质量安全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茶叶农药残留,成为目前茶叶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目前仍然有一些家庭农场使用了已禁止在茶园中使用的农药或使用了某些不合格农药产品,导致茶叶中农药残留超标。本文以AK县254户家庭农场作为抽样调查的样本,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探讨分析了农药使用行为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实证来研究不同因子对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程度,根据各因子影响程度的不同,提出规范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对策建议。本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阐明了本文研究意义与背景,还介绍了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技术路线、研究内容创新之处以及研究特色;第二部分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概括;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探讨了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在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和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情况的基础上,对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分析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茶业家庭农场的农药使用行为;在本文的第五部分中,根据问卷数据进行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列联表分析,找出了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然后利用Logistic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对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相关因子的影响程度;在本文的第六部分中,通过对调查和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规范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对策;在本文的第七部分,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且进行讨论,同时说明研究过程的不足之处。本文利用列联表法分析研究后发现:农场茶树种植面积、农场茶青产量、农场主读书年限、农场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员工数、农场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员工数、茶青买卖时是否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是否有茶园施用农药的示范服务、农场员工中是否有人参加农药施用法规的培训和是否拒绝购买市面上的违禁农药这9个变量与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存在显着相关。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 Logistic（enter）回归分析、Logistic（Back ward:wald）回归分析得出:农场主读书年限、农场员工中是否有人参加农药施用法规的培训和是否拒绝购买市面上的违禁农药3个因素是显着影响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因素。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说明,农场员工中是否有人参加农药施用法规的培训的影响最大,它与是否拒绝购买市面上的违禁农药和农场主读书年限都对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有正向影响。
刘德群[8]（2017）在《祁门红茶（闪里红）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构建》文中认为茶叶是我国传统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也是国内外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消费品。茶叶是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品,茶叶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深受重视。但总体来看,当前我国茶叶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茶叶进出口贸易中尤为明显。一方面,我国茶叶种植面积和产茶量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出口的茶叶大部分缺乏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低,出口单价低,在与欧盟、日本等国家激烈竞争中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劣势。另一方面,以欧盟、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居民健康为由,不断颁布新的茶叶进口标准,增加茶叶中农药残留的检测项目,提高茶叶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严重阻碍了我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在现代激烈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推进茶叶生产与加工标准化,是提升茶叶产品质量的根本途径。为了提高茶叶产品的质量,建立茶叶标准化体系,使茶叶生产和加工规范化,才能实现茶叶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祁门红茶是我国传统红茶,被列为世界三大高香茶之首。祁门红茶采用传统工艺并结合新技术严格选料,精湛制作,风格独特,品质优异。祁红在国际市场上颇受欢迎,被称之为“高档红茶”,茶中“英豪”,“王子茶”。本文选取祁门红茶（闪里红）作为研究对象,对祁门红茶（闪里红）生产与加工标准化体系建设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首先,对我国茶叶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介绍。当前我国茶叶进出口贸易面临着产量高创汇低的压力。我国出口的茶叶缺乏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低以致茶叶出口单价低。我国茶叶质量安全问题主要出现在农药残留、重金属、稀土含量超标,有害微生物污染和非茶异物污染等方面。其次,阐述标准化的产生以及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不同时期的含义及特征,通过分析麦当劳标准化案例,总结企业标准化的实践意义。茶叶标准化是茶叶产业现代化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茶叶产品质量安全的有力保障。茶叶标准化可以规范茶叶行业社会的生产活动,规范茶叶市场的行为,促进茶叶企业走质量发展道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茶叶企业竞争力,还可以使茶叶产业资源合理利用,推动茶叶产业的社会进步。再次,结合茶叶标准化的产生背景具体分析标准化分别与茶叶企业、茶叶质量、茶叶科技、品牌战略、国际接轨的发展战略。茶叶企业是参与茶叶标准化的主体,科技发展是茶叶标准化的动力。提高茶叶质量,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打造品牌产品,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是茶叶标准化的目标。最后,根据闪里红生产加工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从标准化茶园,种植,加工,包装,储运,茶叶安全等方面制定相关标准指标,拟构建闪里红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规范茶叶生产与加工,有效提高茶叶的质量。
陈迪,蔡知凌[9]（2014）在《浅谈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茶叶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茶叶是福建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其中大部分销往日本。2013年福建省共出口茶叶1.5万吨,比上一年同期增加4.8%。日本居出口市场首位,2013年福建省对日本出口茶叶8802吨,占同期福建省茶叶出口总量的57.896。从2006年日本肯定列表实施后,福建茶叶特别是福建乌龙茶出口日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1日本技术贸易壁垒1.1日本肯定列表出台前相关标准法规
陈迪[10]（2014）在《福建省出口日本乌龙茶现状及应对措施》文中指出本文的研究重点是福建省乌龙茶出口日本的现状以及应对措施。首先,研究出口日本乌龙茶的相关历史,日本市场乌龙茶水的发展情况,福建省乌龙茶出口日本的情况,出口日本兴起的原因,主要兴盛期的出口情况,以及日本当时市场的需求。从中了解福建省出口日本茶叶的起源和兴盛的原因。从2003年之后,日本多次对进口茶叶的标准要求进行修改,到2006年出台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在实施后的几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对中国产茶叶实施三唑磷、溴螨酯、氟虫腈、苯胺灵等农药的监控检查、命令检查,以及撤销命令检查或监控检查的历程,从中分析日本官方对出口日本乌龙茶的监控力度和关注的主要内容。收集汇总近八年间中国出口日本茶叶的通报情况,研究通报涉及的项目、限量和类别,间接了解输日茶叶的安全卫生的近几年的水平。然后根据2006年到2013年出口法检检测结果以及安全风险监控的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这几年出口茶叶农残等安全卫生状况,并找出出口福建乌龙茶乃至福建茶叶的容易出问题的主要农残项目,从而更有利有针对性的去预防和控制农残问题。通过出口茶叶的主要风险情况,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找出出口日本茶叶的风险点和对应的措施。最后,通过对福建辖区主要的出口茶叶企业进行案例分析,找出应对措施的有效性,推动企业的发展进步和对日茶叶的出口。
二、茶叶抽查九成以上合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茶叶抽查九成以上合格（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基本范畴 |
| 第一节 农产品及农产品生产者 |
| 一、农产品 |
| 二、农产品生产者 |
| 第二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 |
|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内涵 |
|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概念的历史变迁 |
|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要求 |
| 第三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 |
| 一、“责任”的语义分析 |
| 二、责任、义务与法律责任 |
|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核心问题 |
| 第二章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现状、问题与原因 |
| 第一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立法规定 |
| 一、农产品生产者的法定义务 |
| 二、农产品生产者的法律责任 |
| 三、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追究制度 |
| 第一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 |
| 一、实证研究的资料来源 |
|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民事案例统计分析及研究发现 |
|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处罚案例统计分析及研究发现 |
| 第三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农产品生产者范围模糊 |
| 二、农产品生产者义务配置不当 |
| 三、农产品生产者法律责任设置不合理 |
| 四、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运行中的异化 |
| 第四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问题的成因分析 |
|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价值取向与法益立场 |
|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立法的实施机制环境与实施条件 |
| 第三章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价值取向与模式转换 |
| 第一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价值取向 |
|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二元价值目标的历史逻辑 |
| 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二元价值取向的反思 |
|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价值转向:从二元目标到一元目标 |
| 第二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机制转换 |
| 一、从政府到市场的责任实施主导机制 |
| 二、从行政责任到民事责任的重心转移 |
| 第三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制重心转换 |
| 一、以产品达标为重心的规制模式及其问题 |
| 二、从产品达标到行为合规的转型动因 |
| 第四章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设计理念与思路 |
| 一、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设计理念 |
| 二、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的设计思路 |
| 第二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的主体管理制度创新 |
| 一、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的主体管理的理论依据 |
| 二、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的主体基础管理的困难与克服 |
| 三、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的主体基础管理的实践探索 |
| 四、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责任制度中的主体基础管理制度创新 |
| 第三节 农产品生产者的质量安全保障义务配置 |
| 一、农产品生产者类型化义务配置 |
| 二、农产品生产者的质量安全保障义务 |
| 三、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义务条款的设计 |
| 第四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法律责任体系优化 |
| 一、加重法律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
| 二、完善法律责任与义务的衔接 |
| 三、增加信用责任 |
| 四、完善各类责任间衔接机制 |
| 第五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规制方式选择 |
| 一、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激励性规制 |
| 二、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信息规制 |
| 三、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软法规制 |
| 第五章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制度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义务主动履行机制 |
| 一、优质优价的价格导向机制 |
| 二、“红名单”与差异化监管 |
| 第二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 |
| 一、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行政追究 |
| 二、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追究中的私人执行机制 |
| 三、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追究中的公益诉讼 |
| 第三节 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社会约束 |
| 一、行业自律的信息优势与责任形式 |
|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成员的约束 |
| 三、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的社会监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建议稿)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玩具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一国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 |
| (二)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一国玩具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玩具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分析 |
|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及表现形式 |
|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概念 |
|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
|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量化方法 |
| (一)以价格差和关税等价为基础的量化方法 |
| (二)以存量指标为基础的量化方法 |
| 三、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产品贸易的作用机制 |
| (一)数量控制机制 |
| (二)价格控制机制 |
|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玩具出口国的贸易效应分析 |
| (一)短期贸易抑制效应 |
| (二)长期贸易促进效应 |
| 第三章 我国玩具出口贸易的现状及所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 |
| 一、我国玩具出口贸易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玩具出口总额分析 |
| (二)我国玩具出口主要目标市场分析 |
| (三)我国玩具出口因技术性贸易壁垒而造成的损失分析 |
| 二、我国玩具出口主要目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 |
| (一)主要目的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分析 |
| (二)主要目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新特点 |
| 第四章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玩具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的选择和建立 |
| 二、数据的搜集和来源 |
| 三、数据处理及运行结果 |
| (一)基准回归及结果分析 |
| (二)异质性检验及结果分析 |
| 四、主要结论 |
| 第五章 我国玩具出口贸易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对策建议 |
| 一、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把关力度,提高玩具生产质量 |
| 二、加强资金和技术投入,提高产品技术含量 |
| 三、加强标准的制定与宣传,提高标准化意识 |
| 四、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玩具出口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5）安徽省常见肿瘤疾病负担与肿瘤发病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癌症的流行形势及危害 |
| 1.1.2 癌症的经济负担研究 |
| 1.1.3 癌症的影响因素与预测模型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框架 |
| 第一部分 新农合常见肿瘤的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研究内容 |
| 1.3 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肺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2 胃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3 结直肠癌住院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4 食管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5 肝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6 乳腺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二部分 以社区为基础的常见癌症患者经济负担分析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内容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统计分析方法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肺癌患者确诊后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2 胃癌患者确诊后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3 肠癌患者确诊后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4 食管癌患者全病程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5 肝癌患者全病程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2.6 乳腺癌患者确诊后医疗服务利用及经济负担分析 |
| 3 讨论 |
| 4 小结 |
| 第三部分 常见肿瘤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理论指导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内容 |
| 2.3 资料收集 |
| 2.4 统计分析 |
| 2.5 质量控制 |
| 2.6 人权保护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肺癌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2 胃癌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3 结直肠癌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4 食管癌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5 肝癌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6 乳腺癌影响因素分析及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3.7 多癌症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4 讨论 |
| 5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研究创新性与局限性 |
| 研究创新性 |
| 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调查问卷1 |
| 附件2 调查问卷2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6）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与防范研究 ——基于蔬菜种植户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分析框架与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相关研究 |
| 2.2 道德风险的相关研究 |
| 2.3 政府规制、市场主体、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政府规制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3.2 市场主体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3.3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行为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理论分析 |
| 3.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发生机理 |
| 3.2 政府规制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关系 |
| 3.2.1 政府规制与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博弈分析 |
| 3.2.2 政府规制对菜农道德风险激励、约束作用 |
| 3.3 市场主体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关系 |
| 3.3.1 市场主体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博弈分析 |
| 3.3.2 市场主体对菜农道德风险的激励、约束作用 |
| 3.4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菜农发生道德风险的作用关系 |
| 3.4.1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与菜农道德风险发生的博弈分析 |
| 3.4.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菜农道德风险的激励、约束作用 |
| 3.5 理论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样本描述统计与菜农道德风险的测度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调查问卷设计的思路 |
| 4.1.2 调查问卷设计依据 |
| 4.2 数据来源 |
| 4.3 样本描述统计分析 |
| 4.3.1 个体特征 |
| 4.3.2 经营特征 |
| 4.3.3 政府规制、市场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特征 |
| 4.4 菜农道德风险的测度 |
| 4.4.1 菜农农药使用的认知状况 |
| 4.4.2 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状况 |
| 4.4.3 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状况 |
| 4.4.4 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状况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 |
| 5.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5.2 变量选择与交互分析 |
| 5.2.1 变量选择 |
| 5.2.2 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交互分析 |
| 5.3 模型选择与参数估计 |
| 5.3.1 模型选择 |
| 5.3.2 菜农使用不安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参数估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 |
| 6.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6.2 变量选择与交互分析 |
| 6.2.1 变量选择 |
| 6.2.2 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交互分析 |
| 6.3 模型选择与参数估计 |
| 6.3.1 模型选择 |
| 6.3.2 农药作用检验的模型参数估计 |
| 6.3.3 菜农超量使用农药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参数估计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的影响因素 |
| 7.1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 7.2 变量选择与交互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 |
| 7.2.2 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道德风险影响因素的交互分析 |
| 7.3 模型选择与参数估计 |
| 7.3.1 模型选择 |
| 7.3.2 菜农违反农药安全间隔期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菜农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防范 |
| 8.1 国外农药使用管理的经验借鉴 |
| 8.1.1 美国农药使用管理的经验借鉴 |
| 8.1.2 日本农药使用管理的经验借鉴 |
| 8.1.3 欧盟农药使用管理的经验借鉴 |
| 8.1.4 经验总结 |
| 8.2 农药使用道德风险防范的政策重点 |
| 8.2.1 经济视角 |
| 8.2.2 社会视角 |
| 8.2.3 法律视角 |
| 8.3 农药使用道德风险防范的具体措施 |
| 8.3.1 政府方面 |
| 8.3.2 市场方面 |
| 8.3.3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方面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情况 |
（7）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AK县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3 研究的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关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 关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变量的选择 |
| 2.3 关于农户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 |
| 2.4 已有相关研究对本文的启发和借鉴 |
| 3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家庭农场 |
| 3.1.2 茶业家庭农场 |
| 3.1.3 农药使用行为 |
| 3.2 57种茶园禁用农药 |
| 3.3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现状 |
| 3.4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存在的问题 |
| 3.4.1 农药残留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 |
| 3.4.2 缺乏适用于无公害茶叶生产的农药和技术社会的进步 |
| 3.4.3 资金投入不足 |
| 4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推测 |
| 4.1 农场主的个人特征 |
| 4.2 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特征 |
| 4.3 农药施用的认知程度 |
| 4.4 社会环境因素 |
| 5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 |
| 5.1.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
| 5.1.2 被调查农场基本情况 |
| 5.2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显着性分析方法 |
| 5.2.1 相关因素的列联表分析 |
| 5.2.2 显着性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 5.3.2 AK县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
| 6 规范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建议 |
| 6.1 加强宣传和管理,提高农户的安全用药意识 |
| 6.1.1 提高安全用药意识 |
| 6.1.2 引导并加强对农药污染的监督作用 |
| 6.2 建立和完善农药安全使用技术推广体系 |
| 6.3 加强农药使用指导,保障茶叶生产安全 |
| 6.3.1 推进科学选药用药 |
| 6.3.2 推进农药减量增效 |
| 6.4 加强农药市场监管,维护农户利益 |
| 6.4.1 完善监督抽查制度 |
| 6.4.2 依法惩处违法行为 |
| 6.5 加强体系建设,提升农药管理水平 |
| 6.5.1 加强管理队伍建设 |
| 6.5.2 强化农药管理责任 |
| 6.5.3 推进信息化管理 |
| 6.5.4 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
| 6.6 改进农药销售经营相关制度 |
| 6.6.1 农药销售经营资格及职责 |
| 6.6.2 农药销售经营监督管理机构及职责 |
| 6.7 改进农民农药使用相关规定 |
| 7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列联表分析中变量分析结果 |
| 附录二: 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问卷调查表 |
| 致谢 |
（8）祁门红茶（闪里红）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食品安全标准 |
| 1.1.2 茶叶出口问题 |
| 1.1.3 茶叶质量安全问题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方法、内容结构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的方法 |
| 1.4.2 内容结构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茶叶标准化现状 |
| 2.1 标准化的产生与发展 |
| 2.1.1 古代标准化 |
| 2.1.2 近代标准化 |
| 2.1.3 现代标准化 |
| 2.2 茶叶标准化发展历程 |
| 2.2.1 古代茶叶标准化时期 |
| 2.2.2 近代茶叶标准化时期 |
| 2.2.3 现代茶叶标准化时期 |
| 2.3 标准的分类 |
| 2.3.1 国内标准 |
| 2.3.2 国际标准 |
| 2.3.3 国外标准 |
| 2.4 茶叶标准化管理体系 |
| 2.5 案例分析：麦当劳标准化 |
| 2.6 茶叶企业标准化的意义 |
| 2.7 茶叶标准化发展战略 |
| 2.7.1 标准化与茶叶企业 |
| 2.7.2 标准化与茶叶质量 |
| 2.7.3 标准化与茶叶科技 |
| 2.7.4 标准化与品牌战略 |
| 2.7.5 标准化与国际接轨 |
| 第三章 闪里红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构建 |
| 3.1 GR公司简介 |
| 3.2 祁门红茶(闪里红) |
| 3.3 生产加工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
| 3.4 标准化茶园建设 |
| 3.4.1 种植基地选择 |
| 3.4.2 环境要求 |
| 3.5 茶树标准化种植 |
| 3.5.1 茶苗的选择 |
| 3.5.2 种苗操作要求 |
| 3.5.3 种植密度 |
| 3.5.4 种植技术要求 |
| 3.6 茶园标准化管理 |
| 3.6.1 茶树定剪 |
| 3.6.2 茶园浅耕 |
| 3.6.3 茶园管理 |
| 3.6.4 茶园改造 |
| 3.6.5 茶园施肥 |
| 3.6.6 茶园病虫害防治 |
| 3.7 茶叶标准化采摘 |
| 3.8 茶叶标准化加工 |
| 3.8.1 闪里红茶叶生产工艺流程 |
| 3.8.2 新鲜茶叶预处理 |
| 3.8.3 萎凋 |
| 3.8.4 揉捻 |
| 3.8.5 发酵 |
| 3.8.6 干燥 |
| 3.9 标准化包装 |
| 3.10 成品茶叶标准 |
| 3.11 茶叶运输 |
| 3.11.1 鲜叶运输 |
| 3.11.2 成品茶叶运输 |
| 3.12 茶叶贮存 |
| 3.13 茶叶安全控制 |
| 3.13.1 基础设施 |
| 3.13.2 场所卫生 |
| 3.13.3 人员卫生 |
| 3.13.4 清洁与消毒 |
| 3.13.5 质量检验 |
| 3.14 标准化体系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浅谈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茶叶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1日本技术贸易壁垒 |
| 1.1日本肯定列表出台前相关标准法规 |
| 1.2日本肯定列表制度 |
| 2日本的检查制度 |
| 2.1监控检查 |
| 2.2命令检查 |
| 3 2006年至2014年上半年日本命令检查、监控检查总汇 |
| 3.1 检查涉及相关茶类 |
| 3.2 检查涉及的项目类别 |
| 3.3 检查涉及的项目限量 |
| 3.4 检查中涉及命令检查 |
| 4 2006年至2014年上半年日本通报中国茶叶数据总汇 |
| 4.1 通报涉及的茶类 |
| 4.2通报涉及的项目种类 |
| 4.3 通报涉及的命令检查项目 |
| 4.4 通报涉及的相关年份分析 |
| 5 总结及对策建议 |
| 5.1 进一步增强出口生产企业责任意识。 |
| 5.2 进一步加强对茶叶基地的监督管理。 |
| 5.3 进一步完善可追溯体系。 |
| 5.4 进一步提高茶农(人)安全卫生意识。 |
（10）福建省出口日本乌龙茶现状及应对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福建出口日本乌龙茶遭受的技术壁垒 |
| 1.2.2 茶叶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政策支持等应对措施 |
| 1.3 本文的新颖之处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福建省出口日本乌龙茶现状 |
| 2.1 日本市场乌龙茶饮料发展史 |
| 2.1.1 第一次乌龙茶热 |
| 2.1.2 第二次乌龙茶热 |
| 2.1.3 罐装乌龙茶全盛时期 |
| 2.1.4 罐装乌龙茶平稳期 |
| 2.2 福建省出口日本乌龙茶发展史 |
| 2.2.1 准备期 |
| 2.2.2 起步期 |
| 2.2.3 兴起期 |
| 2.2.4 低谷期 |
| 2.2.5 平稳期 |
| 第3章 日本进口茶叶相关法规 |
| 3.1 日本肯定列表出台前相关法规 |
| 3.2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 |
| 3.2.1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简介 |
| 3.2.2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中茶叶农残分析 |
| 3.3 中日茶叶标准比较 |
| 第4章 日本进口乌龙茶程序和检查制度 |
| 4.1 日本进口乌龙茶程序 |
| 4.1.1 HS编码 |
| 4.1.2 对关税分类的检查和其它相关法律 |
| 4.1.3 重要法律法规 |
| 4.1.4 进口通关 |
| 4.1.5 销路和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概述 |
| 4.2 日本对进口食品的检查制度 |
| 4.2.1 监控检查 |
| 4.2.2 命令检查 |
| 4.2.3 其他检查 |
| 第5章 日本对进口中国茶叶的检查和通报分析 |
| 5.1 日本对进口中国产茶叶的检查 |
| 5.1.1 检查涉及相关茶类 |
| 5.1.2 检查涉及的项目类别 |
| 5.1.3 检查涉及的项目限量 |
| 5.1.4 检查中涉及命令检查 |
| 5.2 日本对进口中国产茶叶通报数据 |
| 5.2.1 通报涉及的茶类 |
| 5.2.2 通报涉及的项目种类 |
| 5.2.3 通报涉及的命令检查项目 |
| 5.2.4 通报涉及的相关年份分析 |
| 第6章 出口茶叶安全卫生现状 |
| 6.1 福建省各地区茶园常用农药调查 |
| 6.2 出口法检情况 |
| 6.2.1 出口日本主要监测项目 |
| 6.2.2 2006年-2013年出口法检不合格情况(福建CIQ) |
| 6.3 安全风险监控情况 |
| 6.3.1 出口植物源性食品(茶叶)安全风险监控项目 |
| 6.3.2 2006年-2013年安全风险监控情况(福建CIQ) |
| 第7章 出口日本茶叶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
| 7.1 出口食品风险分析指南 |
| 7.1.1 适用范围 |
| 7.1.2 风险评估 |
| 7.1.3 风险评价 |
| 7.1.4 风险管理措施 |
| 7.1.5 风险管理措施调整原则 |
| 7.2 出口日本茶叶风险分析报告 |
| 7.2.1 风险评估 |
| 7.2.2 风险管理措施 |
| 第8章 推进福建省乌龙茶出口日本实例分析—以福建茶叶进出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
| 8.1 福建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
| 8.2 出口茶叶源头控制 |
| 8.2.1 规范茶叶种植基地管理 |
| 8.2.2 加强供应商管理 |
| 8.2.3 及时掌握最新国内外最新动态 |
| 8.3 可追溯体系 |
| 8.3.1 可追溯体系概述 |
| 8.3.2 可追溯体系实施 |
| 8.4 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认证保持 |
| 8.5 实验室建设和产品自检自控方面 |
| 第9章 总结与讨论 |
| 9.1 总结 |
| 9.1.1 乌龙茶出口日本历史 |
| 9.1.2 日本对进口茶叶检查以及通报 |
| 9.1.3 出口茶叶安全卫生现状 |
| 9.1.4 出口茶叶的风险分析 |
| 9.1.5 案例分析 |
| 9.2 讨论 |
| 9.2.1 建立出口备案基地,分类指导 |
| 9.2.2 加大生态茶园建设,提倡健身栽培 |
| 9.2.3 加大地理标志保护,打击假冒产品 |
| 9.2.4 加大标准研究,应对技术壁垒 |
| 9.2.5 加强出口企业自身建设,提高通关效率 |
| 9.2.6 加强从业者技术培训,提高风险点管控水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日本肯定列表中涉及茶叶的农残相关标准 |
| 附录2 2006年至2014年上半年日本通报中国茶叶汇总 |
| 致谢 |
四、茶叶抽查九成以上合格（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3]农产品生产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研究[D]. 房建恩. 西南政法大学, 2020
- [4]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玩具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D]. 孟园园.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安徽省常见肿瘤疾病负担与肿瘤发病影响因素研究[D]. 柴静. 安徽医科大学, 2019(08)
- [6]农药使用道德风险的发生与防范研究 ——基于蔬菜种植户的调查[D]. 姜健. 沈阳农业大学, 2019
- [7]茶业家庭农场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AK县的实证[D]. 林美娥. 福建农林大学, 2017(04)
- [8]祁门红茶（闪里红）生产加工标准化体系构建[D]. 刘德群.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2017(01)
- [9]浅谈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茶叶的影响[J]. 陈迪,蔡知凌. 福建茶叶, 2014(05)
- [10]福建省出口日本乌龙茶现状及应对措施[D]. 陈迪. 福建农林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