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政策研究

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政策研究

田芬[1]2004年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对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宏观系统的分析,阐述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分析导致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进行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研究,并提出一些基本设想与思路。研究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主要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并吸收教育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具体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是: 第一章,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与理解。本文所讨论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和学校发展意义上的教育均衡发展,是指通过缩小区域基础教育发展差异与同一地区不同学校的办学水平差异,从而使基础教育不仅迈进与地区发展的和谐状态,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学校之间形成相互助长的关系。这种特定的内涵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点,明确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点之后,提出衡量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两个标准,在此基础上澄清目前存在的理论误区,并阐述均衡发展与教育平等、教育效率、教育公平的关系。然后从我国基础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分析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二章,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现状进行宏观分析。此处用大量的数据以及事实材料来说明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指出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发展处于严重非均衡的态势。 第叁章,分析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产生的社会效应。本文指出非均衡发展是一种着眼于局部利益和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目标的发展策略,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发展需要。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在完成其特定的历史使命后,它的积极作用在削减,而给社会发展、区域发展、教育系统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四章,从四个层面对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进行原因分析。首先是思想层面,长期以来,在社会发展中,一些片面的思想倾向、伪平等或不平等的思想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其次是政策层面,教育政策向优倾斜的导向是导致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再次是体制层面,中央政府以及较高级别的地方政府所承担的基础教育经费明显太少,难以平衡地区差距。投资体制的不合理是导致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最后是执行层面,由于教育政策的落实、教育法的执行、教育投资的监督活动均存在很多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五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推进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进行政策研究。本文指出,要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对教育投入体制进行制度变革。在梳理、分析与借鉴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投资经验,并综合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对如何改革和完善教育投资体制提出了一些基本思路与设想。 第六章,指出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需相应的微观政策措施手段来跟进和支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改造与扶持薄弱学校;推进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完善教师在职进修制度,建立合理的教师流动制度;大力扶持处境不利地区和弱势群体教育,等等。

高军[2]2007年在《湖南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些名言十分贴切的说明了教育对个人和国家成长的重要性。农村义务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特别是发展不均衡状况还普遍存在。本文选取湖南省农村义务教育作为研究对象,从湖南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政策入手分析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达到促进湖南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的。全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阐述。介绍了公共财政相关理论并据此对农村义务教育进行定位,说明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应承担的职责。第二部分为现状及问题分析。首先从机会均衡和资源均衡角度阐述湖南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现状。其次从财政因素分析原因:第一,义务教育财政投资体制的城乡“二元性”;第二,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第叁,各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责任不对称;第四,政府间的财政支付制度不规范;第五,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监督与管理制度不完善。第叁部分是进一步优化湖南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政策建议。文章介绍了发达国家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的特点并结合湖南省实际情况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体制、教育经费筹集渠道、投资分配结构等几个大的方面就完善湖南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探讨。

史荣军[3]2010年在《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99%(2009年)。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义务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服务的均等化,解决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愿望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的题中之义。2010年教育部出台相关文件,把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头等大事来抓,并制定了基础教育地区和城乡均衡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本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问题作出的相关探讨和研究。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社会需要出发,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阐释,把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支撑体系,然后考察并分析我国义务教育的历史性政策演变过程,从中总结问题,寻求启示,进而采用纵向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我国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层面,从经济的角度探究我国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借鉴美日韩等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较好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现行政策,提出进一步推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在建国以来基础教育发展历史进程的阐述,对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历史和现状时序变化的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认为,从经济层面上看,基础教育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具体表现为教育财政体制和管理体制上的财权和事权的失衡;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政策体系的不完善体现为教育经费连年不足且缺乏投入的稳定性,教育经费叁级支出结构不合理,教育政策变动过于频繁,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缺失;从地方层面上看,地方政府义务教育预算体制不健全、预算约束力软化,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平衡压制了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税收政策不完善,基础教育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和投资激励机制,当前“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仍然未能充分解决教育投入不足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矛盾。在借鉴美日韩等国家基础教育发展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推进我国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教育法规,明确政府基础教育投资主体的地位和责任;在以政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前提下,完善教育财政和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建立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具体体现为细化“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资体制,打破“县级”政府的管理壁垒,建立有利于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和升学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完善现行的县级政府的教育治理方式;强化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的财政监管制度;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贺新宇[4]2016年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上长期共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共生共荣、和谐共处,其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尤其是多样性发展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层面,为探寻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教育传承提供了难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本。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我国民族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对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基础上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论文试图从教育与文化两个纬度,围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目标进行跨学科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综合研究,认真厘清这些关系的特征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充分体现多元文化时代特色、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理论体系,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理论。全文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元”与“教育和谐”的基本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下,充分汲取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和谐教育理论、我国古代“和合论”与当代多元一体化教育等理论的营养,比较、借鉴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教育与和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借助国内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要样本,在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现状和民族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等各种非和谐现象及其成因,指出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缺失、主流文化中心倾向和少数民族儿童失学、辍学与学业失败问题、文化认同迷失问题以及双语教学、教师队伍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客观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一系列实践策略和建议。作者认为,民族地区和谐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到中观的和谐学校建设再到微观的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等多个层面去整体建构。就宏观层面而言,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教育并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需要从政策制定、教育立法、资源配置、教师交流、监测评价、优化布局等层面,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努力实现;就中观层面而言,从民族地区学校和谐文化建设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从基于文化理解的多元和谐的课程设计、实施到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拥有跨文化理念与技能的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和谐学校建设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再从微观层面而言,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和谐发展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而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不同民族的每一位学生在获得多元文化相应知识、拥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取舍、美人之美、和而不同之观念和消除偏见、歧视的情感、态度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文化价值观,获得相应的消解文化冲突的社会行为技能,从而在享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的普遍繁荣与和谐共处。为此,论文对立足多元民族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从民族文化认同到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文化认同的系统建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培养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王巧云[5]2007年在《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90%以上(2002年底)。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义务教育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在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标准化和均衡化问题理应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社会需要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先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把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支撑体系,然后考察并分析我国义务教育的历史性政策演变过程,从中总结问题,寻求启示,进而采用纵向和横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我国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以全面的发掘我国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的深层次原因。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和现行政策,提出进一步推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刘春峰[6]2008年在《县域义务教育城乡师资均衡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拟针对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县域教育尤其是县域义务教育城乡师资差异探讨还很不够的现状,以郑州市中原区这一县域教育的师资状况为个案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原区城乡师资状况的调查,找出城乡师资在各方面的差距,结合中原区教育实际状况,提出解决县域义务教育城乡师资差异的建议和方法,为进一步推进县域内师资均衡发展提供对策,为促进本地区义务教育的相对均衡发展提供方法参考。本文选取了郑州市中原区进行调查研究,从城乡教师的学历、年龄、职称、优质课获奖情况、继续教育情况、课时、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勾勒出中原区城乡师资差异状况。在实证研究过程中,笔者通过对中原区城乡师资现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原区城乡师资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城乡师资失衡状况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二是国家和地方对待城乡教师政策的差异性;叁是目前中原区存在的重点学校制度;四是农村学校管理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农村教师的自主专业发展。五是农村教师的城市学校流向。由此在叁个层面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第一、从政府方面应该加强方向性政策和制度的建立,加大教育的投入,做好地区教师均衡发展的规划,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水平,特别是乡村教师待遇要高于城市教师,这是城乡师资均衡发展的前提条件。另外还要建立师资均衡发展的量化标准和评估机制,做好督查工作。第二、县域教育行政部门应明确师资均衡发展的目标和加强各种制度的建设,比如教师资格认定、考核聘用制度,教师的评价、奖惩和交流制度,教师退出机制的建立等等。另外要深化部门内部的体制制度改革,加强教师队伍的人性化管理,让农村中小学能留住好教师。第叁、农村学校应加强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环境的建立,营造良好的学校人文管理氛围,促进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缩小与城市教师的差距。本文希望通过对郑州市中原区城乡师资状况的实证调查研究,一方面引起中原区的教育管理者对城乡师资差异问题的重视,另一方面提出师资均衡发展的方法参考,为国家在普及义务教育过程中,推进地区的师资均衡发展提供一般性意见。

屈宏强[7]2012年在《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是近年来教育界的研究热点,本文在对教育公平原则和教育均衡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和演绎的基础上,阐述了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内涵,提出了基于校际层面的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概念,构建了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对于丰富学校体育基本理论,促进学校体育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本文以学校层面为基点,以河南省中学(初中)作为调查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特尔非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教育公平原则和教育均衡发展理论的逻辑分析,通过概念演绎与专家访谈阐述了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内涵,并提出了校际水平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概念,即“在学校体育工作特定方面共同达到一定基准水平的前提下,不同学校之间在所处的学校体育环境、体育资源配置、体育教育过程以及取得效果上所达到的互相接近与平衡”的学校体育均衡发展概念。在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概念模型上,经过3轮专家调查,建立了由学校体育资源、过程、结果与社会环境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28个叁级指标构成的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选取河南省作为调查对象,运用所建立的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河南省中学体育均衡发展现状作出了总体与分类评估。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河南省中学学校体育在区域间、城乡间和校际间叁个层面上均未达到相对均衡的发展状态:造成河南省中学体育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有:河南省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义务教育事业基础不平衡;现行教育政财政策体制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导致学校体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河南省城乡之间学校体育发展水平失衡的根本原因;学校等级化现象的存在以及学校主体利益倾向不同是导致学校体育校际间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2、提高河南省中学学校体育均衡发展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全省教育系统应树立公平为先的教育发展观、提高对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承担起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重要职责;结合省情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学校体育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建立和完善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体系与监督责任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城乡学校体育均衡发展体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改善薄弱学校;大力推进区域内“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校际间学校体育协同发展机制,积极开发校本和地方体育课程突出学校体育特色成果。

杨令平[8]2012年在《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均衡发展是义务教育的战略性任务……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规定的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路线图。从我国东中西叁大区域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西北地区义务教育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谷,因此毫无疑问,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攻坚部位在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并发挥作用,但政府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既可能表现出积极的作为,也可能表现出消极的行为,从而使得政府既是加快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积极力量,同时也是延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源。因此,政府行为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是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保障。本研究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文献法、比较分析、调查方法、理论分析等相关研究方法,以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为研究对象,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及政府行为的相关理论、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内容和行为方式、评价标准、成效与问题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借鉴国外部分国家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提出了优化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思路与策略。本研究主要内容有:第一,梳理了相关理论。社会正义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非均衡发展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政府行为扩张理论和官僚行为增长论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厘定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边界。在系统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作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主要责任人的合理性,阐述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主要内容和行为方式。第叁,建构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政府教育行为的内容和方式,明确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各级政府的行为方式定位,初步建构了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评价指标体系。第四,论证了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成效、问题及危害。选取西北地区有代表性的7个县,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和手段,对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与分析,描述了政府行为的主要成效,即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初步建立、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师资队伍得以显着提升、教育均衡化水平明显提升。阐释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存在的发展规划缺乏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越位”与“缺位”现象明显、“政府悖论”现象和政府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等问题。分析了政府行为问题可能导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交易成本增加、寻租及腐败现象严重、公共政策失灵和虚假均衡发展等危害。第五,剖析了政府行为问题的成因。从公共管理学、新制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剖析了政府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指出导致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行为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政府的“经济人动机”、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相关法律规章制度缺位是导致其行为问题的主要根源。第六,提出了政府行为优化的思路与策略。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的优化是一个渐行渐进、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系统工程。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政府行为优化的总体目标总体目标是坚持科学、全面、均衡的治理理念,实现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具体标准是实现政府交易成本降低、政府理性得到增强、政府行为有效且有限、政府义务教育服务水平提高等。总体思路是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和城乡一体化之路。具体策略有:改善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发展的社会保障条件,应消解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形成公民利益表达机制;进行制度创新与政府再造,应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建立科学的政绩观和官员考核制度、健全和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管理体制机制;勘定政府行为边界,应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健全政府行为效能提升的长效机制、加强政府监督机制建设。

周鹏程[9]2013年在《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与实践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基础教育实现“两基”目标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大事,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1世纪的头十年,“两基”目标在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础教育“均衡”问题又成为举国上下、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提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至今又快十年时间。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费希尔政策评估框架及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检视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在湖北省的实践情况,期望在严谨客观研究基础上,对其做出恰当评价,并为政策的再优化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内容结构由叁大块组成,即导论、主体、尾论。第一部分:导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论文主体。本文主体部分共五章,在对新世纪以来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运用美国拉特格尔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政策评估专家弗兰克·费希尔创立的“政策辩论的逻辑”分析框架,从经验主义的定量分析与规范分析两个层次、四个方面,展开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评估。其中:第一章:政策梳理——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政策措施。本章通过文献收集方法,对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进行了梳理,为后续政策分析和评估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章:项目验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实施。项目验证是费希尔政策评估方法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通过经验主义的定量研究方法,检测某个项目(政策)实施的效果,并探究该项目(政策)的出发点或目的以及政策假设。本章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假设、政策执行情况及其效果,重点运用实证调查与权威统计资料对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实施效果进行量化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整体执行情况良好,特别是在学校标准化、教师质量与教学质量方面贯彻实施得力。资源配置以补充农村地区学校为重点,教师资源在县域之间、预算经费与硬件设施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不均衡状况有了显着改善。第叁章:情景确认——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政策问题与政策标准。从本质上讲,情景确认是要从分析某个项目(政策)的政策标准出发,追溯政策问题情景。在确认政策问题情景的基础上,依次检验政策问题认定是否准确、政策方案设计是否科学、政策评估标准(项目实施效果衡量标准)是否恰当等问题。其目的是要证明某个项目或政策是否与政策问题情景相匹配,或者说项目结果的衡量标准是否有效。依据情景确认的逻辑,本章重点对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政策标准及其正当性进行论证。通过分析论证,本文认为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的“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选择、“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设定与“分阶段分层次推进”的阶段目标确定,叁个方面整体上都是正当的。不过应当注意到,资源配置均衡虽然是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关键,但并不是全部,与“人的全面发展与均衡发展”终极目标相比,它毕竟只是手段。因此,以“学生”为本,推进深层次均衡,是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进一步推进的方向。第四章:社会论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成本与收益。社会论证的主要任务是表明政策目标为现存的社会安排提供有价值的功能,其具体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成本与收益法。本章重点考察了近年来湖北省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财务成本即基础教育经费支出,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湖北省用于基础教育发展的财政经费呈逐年增长态势,财政经费在城市与农村的分配状态有明显改善,甚至某些年份出现了农村高于城市的状况。另一方面,基础教育经费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仍处于不均衡状态,突出表现为基础教育经费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收益角度看,由于教育的收益具有周期性、隐蔽性与无法用货币或实物衡量的特点,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收益也很难实证考察。不过,其对提高劳动力整体水平、促进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精神文明传承,特别是在化解因不均衡导致的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五章:社会选择——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意识形态功能。费希尔政策评估方法在社会选择阶段要回答的问题是:(构成社会顺序的)组织的基本理念或意识形态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吗?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理解为解决政策问题的必要性有何意识形态根据。本章认为,加强社会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里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社会建设的目标诉求是和谐。和谐社会的理念与追求是解决我国基础教育不均衡发展问题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湖北省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及其实践,能够有效推动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最终为社会和谐有序做出积极贡献。第叁部分:尾论——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再优化。本部分主要对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实践进行了简要回顾,介绍湖北省在该领域的最新进展及成功经验,重点讨论了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的再优化问题。整体而言,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是合理可行的,也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但是不可否认,不论是政策目标还是政策实施,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依然存在较大的再优化空间。在今后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进程中,政策再优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主题。政策评估的归宿在于检视现行政策。本文写作的初衷也是为了通过正当性与有效性评价,寻找达到对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进行客观检视的目的,并为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的再优化提供方向性选择。缘此初衷,本文选择了费希尔政策评估框架作为分析工具,力图通过“科学”的经验主义分析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得出既严谨科学又客观公正的研究结论。尽管方法运用的结果远非完美,但采用费希尔政策评估作为分析工具,并且按其要求从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方面对某项公共政策进行的评估研究比较少见。同时,本文以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政策为研究对象,并选择湖北省为个案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无论在方法运用方面还是研究内容方面,都是本文创新之处。遗憾的是,由于本人工作繁忙,写作的精力十分有限,加之对费希尔政策评估框架可能存在理解偏差,种种因素共同限制了理想研究效果的获得。唯有将完善本论证的努力任务纳入以后的学习与研究计划之中,同时也期待本文能为更多学者的研究抛砖引玉,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

姚岚[10]2004年在《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教育是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它也是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它经常同普及教育相联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民主进程的加快,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已经受到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笔者通过对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政策和管理体制的研究来阐明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基础教育投入政策及管理体制经历了高度集中管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和“以县为主”叁个发展阶段。目前的“以县为主”投入和管理体制是对以往政策的纠偏和改进,但其本身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针对我国目前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对此政策提出了投入主体级别提升和改进财政转移支付等具体意见和建议,以期解决我国基础教育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达到基础教育真正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D]. 田芬. 苏州大学. 2004

[2]. 湖南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 高军. 湖南大学. 2007

[3]. 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经济学分析[D]. 史荣军.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4].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D]. 贺新宇. 西南大学. 2016

[5].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研究[D]. 王巧云. 青岛大学. 2007

[6]. 县域义务教育城乡师资均衡发展研究[D]. 刘春峰.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7]. 学校体育均衡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D]. 屈宏强.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8]. 西北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杨令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9]. 湖北省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政策与实践范式研究[D]. 周鹏程.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10]. 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政策研究[D]. 姚岚.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标签:;  ;  ;  ;  ;  ;  ;  ;  ;  

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投入政策研究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