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

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

陈雪松[1]2003年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介绍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可持续性发展。文章主要分成叁大部分: 第一部分:产业集群的有关界定及理论简述。 第二部分: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文章分析了集群的形成方式、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有关机制,提出了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及生命周期模型。 第叁部分:在第二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择了意大利萨梭罗瓷砖业、硅谷高新技术产业、东莞IT产业及柳市低压电器产业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了集群形成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型及生命周期模型。

颜景毅[2]2015年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广告业恢复发展以来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方式却是粗放型的,并造成中国广告产业低集中度、泛专业化的产业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位,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开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模式。要实现中国广告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必须改变既有的广告产业发展模式,变政府缺位为政府到位,进行新的广告产业发展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建设国家广告产业园即是政府广告行业主管部门,为实现中国广告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所进行的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国家产业行动。自2011年启动至今,作为国家广告产业集约化发展转型的主体依托,并承担了集约化发展转型示范和引领职责的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进程如何?又怎样推动其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本论文的研究初衷。论文围绕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这个主题,从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分析框架的建立、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的制度安排、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实证分析、国家广告产业园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研究。鉴于此前对于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研究多流于非实证化的泛泛而论,本论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采集了14家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方和216家入园广告企业有关集约化发展的数据资料,并实地走访考察了8家10区的国家广告产业园,从而使论文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了科学分析和评价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状况,论文通过梳理集约化理论,结合产业园区和广告产业园区的集约化发展特点,提出了以规模、结构、效率叁个分析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和实证调查数据资料的支撑下,论文发现国家广告产业园在规模方面,呈现出发展规模不高且不均衡的状态。在结构方面,虽然产业结构还较为合理,广告产业主体地位也较为突出,创意设计和新媒体成为各园区主体产业节点和业态,但也存在规模企业偏少,产业集中度不高等缺陷。在效率方面,尽管整体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与所处市域广告产业的比较经营效率较高,但单位经营效率与单位面积经营效率却明显过低。无论是规模、结构,或者效率,这叁个方面都呈现同样的园区之间的较大差异性。针对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中取得的进展、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论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提出了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管理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战略选择观点,认为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运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任务,也需要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来保障。建设期的政府主导模式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的转型,同样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的政府职能不是完全退位,而是转变为服务-督导角色,既服务于园区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又督促其承担必需的广告公共服务职能,沿着集约化的既定路线演进。在政府扶上马又全程护驾的背景下,运营企业在充分用好扶持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必须寻找到稳定持续的盈利模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承担好广告的公共服务职责,推动园区及其入园企业顺利地实现集约化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基本路径的探寻上,论文认为可以从完善广告产业链、扶持重点广告业态、壮大龙头企业和培育广告产业集群等四大路径入手。完善的广告产业链并不是完整的广告产业链,其核心在于围绕园区特色化的广告服务需求而自然聚集形成的广告生产和服务网络,也不一定都要在园区内聚集。重点业态主要集中在数字广告企业、依附业态和融合型业态等方面。这些业态都符合了当下广告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业态的扶持,重点不在于这些业态中的企业个体,而是政府,特别是运营方要通过扶持优惠激励政策、专人服务、需求供给、整合推广等手段,来服务和推动。龙头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政府、行业组织、运营方的作用,更要发挥其自身作为园区集约化发展主体的作用和示范价值。没有龙头企业的集约化经营管理,就难以形成具有集约效应的大型广告企业,没有这些集约化的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也难以达成。广告产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实体性广告产业集群与虚拟性广告产业集群齐举并进,从而加速集约化的发展进程。

郭克锋[3]2011年在《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区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理论界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且许多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实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惠及了区域内百姓。区域品牌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日益受到重视,研究日渐增多。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局部、静态研究,少有从系统、整体、动态的角度进行的区域品牌研究,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区域品牌系统、整体、动态研究的理论成果。所谓区域品牌,指特定地理范围界限内形成的以集体商标和地理标志作为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的产品或产业的公共标志。它是该地理范围内众多主体集体行为的综合表现,成为该区域的品牌与象征,代表着该区域的一种整体形象。消费者进行消费决策时需要搜集信息,信息包括内部线索与外部线索两种形式,在内部线索难以获得或成本太高时,消费者会寻求外部信息替代内部信息做出决策。区域品牌的作用就在于为区域产品或服务向消费者提供了担保,在区域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隐性契约,对消费者选择正确性进行担保。区域品牌的出现,使消费者在选择区域产品或服务时有了明确的决策标准,降低了消费者的决策成本,消费者情愿为此付出额外代价,也就是区域品牌的价值,来换取决策质量的可靠性。虽然消费者发生了额外支付,但这项成本显然低于搜寻其他信息为决策提供参考或信息不明确下决策的不确定性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仍然是理性选择。作为区域内各行为主体集体行为的综合表现,区域品牌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即非竞争性与非排斥性,使得区域品牌的保护与发展天生具有缺陷。区域品牌的外部性使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不对等,从而抑制了私人道德行为,助长了私人败德行为,也会对区域品牌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区域品牌的发展之所以产生许多问题,产权不清晰是根本,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为促进区域品牌的持续、健康发展,解决其产权不清是首要问题。区域品牌产权可以采取国有产权、共有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不同形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品牌具有不同特点,根据发展的阶段不同合理选择产权形式。在区域品牌形成阶段,急需统筹协调,具有威权性的国有产权恰当其时;在成长阶段,需要发挥各行为主体的主动积极性,共有产权形式成为选择;在提升阶段,根据区域品牌成长的不同情况,选择共有产权或私人产权形式。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产权主体的剩余索取权得以保障,产权激励功能得以发挥,产权主体就会积极行使管理、维护与发展区域品牌的权力。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综合而言,可以分为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所谓主观因素指涉及到区域品牌生产者、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因素,因为与人相关,易受到人的态度、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影响,所以称为主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指客观上存在、不因人的不同而受影响的因素。通过运用SPSS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炼出六个公共因子。这六个公共因子分别为区域品牌需求、产权、基础、关系、创新与资产。各因子对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都会产生影响,它们的作用有所不同。其中,区域品牌需求、产权、基础与关系对区域品牌创新与资产直接产生正向影响,区域品牌创新与资产作为中介变量,承接区域品牌需求、产权、基础与关系的作用,直接对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产生正向影响,从而形成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根据以上分析,提出模型假设。然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通过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假设得以成立,最终形成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为了促进区域品牌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与方法。首先要进行产权界定,确立区域品牌的产权主体,明确责任主体,在区域品牌形成阶段,区域政府作为最具权威性的组织最适合扮演该角色。其次进行商标注册。在区域政府的协调引导与帮助之下,由行业协会或其它法人组织对区域品牌注册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并依据商标法和其它规章制度对区域品牌进行整体规划与综合管理,协调各行为主体的利益与矛盾,打击各种不法行为,保护区域品牌。最后,加强区域品牌物质文化建设。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良好的物质文化能够传递区域品牌形象,树立消费者对区域品牌的信任,从而促进其发展。区域品牌成长机制包括协作机制、风险管理机制与动力机制。协作机制处理区域品牌各利益相关者的采购、生产、营销、售后等相关活动的统筹协调,统一计划与安排需要集体反应的活动,处理区域品牌管理的日常事务。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可以改善对突发危急事故及日常败德行为的处理,及时应付危急,进行危急攻关,打击破坏区域品牌的不良行为,及时发现隐患并加以处理。动力机制由自组织机制、竞争机制与激励机制构成。区域品牌作为一个系统集成的网络体系,具有自组织机能,驱动其朝向更高层次发展。竞争机制由区域品牌系统内部对投入的竞争和外部对市场的竞争构成。激励机制由利益分享与惩戒机制构成。动力机制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动力,使其向更高水平发展。区域品牌的提升首先需要进行战略规划,确定其长远的发展方向与范围,围绕战略协调各品牌主体行为。其次需要进行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品牌延伸与营销整合创新几个方面。只有不断创新、持续创新才能保持区域品牌的竞争优势,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另外,还需要加强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建设,以“软约束”来巩固与发展区域品牌。

吴丹[4]2016年在《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种类型的产业集群日益增多。国内传统产业集群大多数尚未摆脱"高消耗、高产出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这种集群内资源集中消耗和污染集中排放,往往是产业集群所在地区所难以承受的,更是未来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桎梏。由于生态产业集群是我国产业集群下一步发展的趋势,产业生态化是我国执政党在国家发展宏伟蓝图中重点勾勒的一笔,做好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相关研究,势在必行。对产业集群的服务创新研究在我国尚未形成规模,而且对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大多集中在服务行业,对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创新、生态企业的服务创新、对非营利性管理部门参与的公共服务创新研究的还很少。因此,本文拟在工业生态学、循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基础上,基于生态保护的视角探讨一种符合现代产业集群创新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服务创新机制,包含政府服务、智力机构服务、中介服务、企业内部上下游之间的服务等,为生态产业集群通过对该模式的有效运用来提升自身竞争力,进而为促进我国、江西省生态产业发展,推动我国、江西省生态产业集群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本研究从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理论研究开始,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生态产业集群对服务创新的需求,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现状,利用鱼骨图和层次分析法对影响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合服务创新理论得到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并且把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影响因素划分为外部网络因素和内部网络因素。利用系统动力学对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外部因素进行模拟分析;利用博弈论对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的内部因素进行演化分析。并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丰城低碳示范园的发展情况进行剖析,形成对以上分析框架的支撑,最终得到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相关机制和对策建议。通过这些研究工作,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结论与成果:(1)本研究认为,服务创新指的是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目的,开展一系列创新活动,有利于提升服务对象的效益、质量和满意度。随着生态产业集群的发展,服务体系也随之有了大的变革,职能和架构有了逐步的升级和拓展,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服务创新,作为绿色发展引擎,关系到生态产业集群是否能够顺利的良性的发展。通过服务创新,传统产业集群能够迅速地发展成生态产业集群,优化生态产业集群结构,形成良好的发展业态,有效地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指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工艺提升、结构转型,迅速有效地整合生态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资源,最终形成产业发展升级的环境,支撑生态产业集群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利用鱼骨图和层次分析法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进行研究和分析后,本文认为: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二是高校、科研院所等智力支持部门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叁是金融、信息等中介机构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四是生态产业集群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服务。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创新因素具体有以下几个:政府等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创新因素包括资源投入、政府主导调控、政府服务能力、政府监督、政府规划等影响因素;高校、科研院所对生态产业集群提供的服务包括知识服务、知识转移、知识创新、人才供应等影响因素;金融、信息等中介机构对生态产业集群的服务等影响因素。生态产业集群企业的服务包括共生模式、循环理念、环境维持和资源输出等影响因素。(3)对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动力学分析,在当前约束条件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随着资源的消耗,会逐渐进入停滞增长阶段,根据模型的分析,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路径有两种选择:通过提高政府投资来确保区域经济水平总量的增长或者通过提高区域生态产业集聚程度和区域科教投资水平来提高区域经济的发展效率。其影响路径如下:提高政府投资率可以显着提高区域经济水平总量,同时区域产业集聚度和区域资源水平量影响不大,但两者的收敛路径均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政府投资率越高,区域产业集聚的速度越快,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越高(当前区域资源水平越高)。另外,提高区域教育投资占比,并不能直接提高区域经济水平总量,但可以提高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速度,即不考虑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区域教育投资占比越高,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但区域资源转化为区域经济总量的水平是不变的。同时,区域教育投资占比越高,区域产业集聚度越高。区域资源水平直接影响区域产业的集群度,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现阶段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行业集中于农林牧渔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但各行业中产出增幅较大的行业主要有:废品废料、研究与试验发展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从总量来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原有的高消耗型产业仍占据着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但是相关产业结构对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4)对生态产业集群内部上下游企业间服务进行博弈分析。对生态企业集群上下游企业服务的博弈分析表明,生态产业集群要获得持续发,企业间的互信是关键,企业间是否能够形成良好的信任机制,能否较好的履行契约,是生态产业集群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上游企业能否在生产过程中主动提升工艺,为下游企业提供更好、更廉价的原材料,或者在下游企业对原材料提出新的需求的时候,能够主动作为,提升工艺;下游企业能否在有更廉价原材料的同时,为了维护共生的需要,继续选择上游企业提供的原材料都是产业共生链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下游企业在另有选择的同时,能否提前告知上游企业,尽量减少上游企业的损失,尽量减少上游企业的搜寻成本和提高工艺成本。这些企业间的互信、相互谅解、互相支持,构成了生态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凝聚力和基础动力。上游企业将废弃物进行加工,进行服务创新,为下游企业提供原材料,下游企业接受上游企业的原材料,双方实现的合作共赢符合供应链理论中的非核心业务外包内容,双方共同减少搜寻成本、获取成本、资源减量化、资源能够重复利用产生增值效益,双方共同获取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共生产业链,形成循环经济体,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另外,在政府监督参与到生态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的博弈中来后,本文分析发现,政府的监督在形成共生产业链和形成生态产业集群方面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正是由于政府采取的激励和处罚政策,推动了生态产业集群上下游企业互利共生,主动参与污染治理活动,主动配对形成共生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介入,弥补了企业自发配对,由于追逐利润所造成的毁约和相互不信任、不提供有效信息等行为为。政府的监督参与,推动了生态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孙小强[5]2016年在《基于生态链的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造板产业集群是国家重点扶持的特色产业集群,但从目前来看,各地集群发展相对缓慢,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集群发展的最大瓶颈,而集群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也正在由低成本和政策等要素驱动转向集群内各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驱动。因此,完善集群创新网络,建立网络化创新机制是提高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的重要路径。本文从生态链视角出发,分析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及其网络化创新机制,并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期为提高该地区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提高及其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借鉴参考。本文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目的和意义,通过近年来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研究现状的梳理,运用生态链思想构建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基本理论框架。第二章通过对生态学理论与产业集群创新等相关理论的回顾,对产业集群创新及创新网络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梳理,并对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叁章揭示了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特点与运行机制的相似与切合,以此为逻辑起点,将生态链思想嵌入人造板集群创新网络中,揭示了集群创新网络的内涵与生态学特征,构建了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并对基于生态链的人造板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系统种群内、种群之间以及群落与环境的系统关系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以创新网络为载体,对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创新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网络主体、网络结构、网络环境等网络系统要素层面对集群网络化创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经典的Logistic生态学模型,对集群网络化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还从网络主体关系协同、网络目标要素协同以及网络主体与环境协同维度对协同机制进行探讨。第五章从集群网络结构、网络主体行为、网络环境方面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现状与问题展开了分析。第六章将传统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加以改进,按照网络结构—网络主体行为—网络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复合DEA模型,以山东临沂、山东菏泽为评价对象和以浙江嘉善、江苏邳州、河北文安为比较对象,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与比较研究。第七章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路径与对策。包括以主生态链的完善和链合的优化来搭建网络化创新路径和从辅链推进、纵横联结、建立外部联合等方面提出网络化创新对策。第八章总结概括了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研究展望。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生态链思想,结合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对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以集群网络化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的,通过生态链网的构建及其网络化创新能力的研究,发挥集群网络化创新效应,实现人造板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其研究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集群创新网络系统,提高集群网络化创新能力,丰富集群创新理论,规范集群网络主体行为,为地方政府制定人造板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王帆[6]2012年在《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竞争力关键支撑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但是在产业集群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资源过度消耗的代价,“叁废”排放量的逐年增加更带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直以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尽头。现实中的资源高消耗、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对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本文将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产业生态学等多学科综合进行研究,以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循环经济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结合为切入点,提出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以新思路和新方法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进行重新梳理,系统地研究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论文在对循环经济和产业集群的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研究了循环经济与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探讨了政府在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中作用,继而从叁个层面提出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实施途径,并对永康五金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实践予以案例实证分析,最后形成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结论,并对其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刘铭[7]2007年在《基于生命周期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与企业(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对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并降低科层组织的管理费用具有积极意义,能够极大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理论上,产业集群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等众多领域研究者和决策者的热切关注;在实践中,产业集群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成为众多地区特色经济的代名词。但是,透过各地的产业集群现象,不难发现部分集群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衰退、转移的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阐述集群不同阶段面临的发展风险,提出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构建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模型,并以山东半岛8市的产业集群为例进行了可持续发展实证分析。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出实现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各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对策,提升集群的持续竞争力,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弥补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某些不足,也有利于研究和完善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本文引言部分分析了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实践背景和理论来源,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和主要方法。接下来,本文第二部分对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一部分首先对产业集群的基本概念如内涵、外延、分类、特征等进行了文献研究与重新界定;其次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主要是在回顾和评述国内外学者对集群生命周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集群各阶段的划分指标,描述集群的生命周期曲线,分析集群各阶段的一般发展特征;随后,本文论述了产业集群各阶段的可持续发展,阐明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分析了集群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发展风险,提出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影响因子以及评价模型。本文第叁部分的主要内容为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发展概况,首先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地理范围进行了介绍,其次通过相关统计数据,运用产业集群的有关分析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8市的主要产业集群进行了筛选,并进行了地理范围的描绘,然后重点介绍了其中的5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最后分析了山东半岛8市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和存在问题。本文第四部分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集群为对象进行了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首先对山东半岛8市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作出综合评价,针对大多数集群所处发展阶段重点分析了处于萌芽及成长阶段的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要影响因子,并提出了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策;最后以实证研究的形式分析了4个典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华正伟[8]2012年在《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形态,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创意产业开始席卷全球,并全面影响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创意产业集群作为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从创意产业兴起的背景着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创意产业的基本理论和西方几大代表性的产业集群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为逻辑起点,深入剖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功能、主要模式及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并通过我国六大创意产业区域板块和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对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创意产业发展差异性,阐述创意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借鉴西方发达的国家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从本文的结构上看,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叁章,主要是对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产业属性与特征进行界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点,以产业集群理论为支撑,剖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与主要模式、空间功能与经济效应。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这部分主要是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得到有益的经验借鉴。第叁部分包括第五、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以环渤海地区、珠江叁角洲、长江叁角洲、西部黄金叁角区、中部叁角区和滇海地区六大创意产业区域板块为创意产业集群的重点区域,以六大区域板块中的中心城市为典型,详细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平衡发展的趋势,集中阐述了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城市功能转换、产业升级及城市形象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为第七章,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市场扩展的大趋势,我国已把发展创意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此,本文分析了各地区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并规划出创意产业集群区域性发展路线图,提出八大发展战略。

雷小毓[9]2007年在《产业集群的成长和演化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产业分工,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建设也有意和无意地制造一些产业集群,尽管取得巨大成绩,但中国的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与此同时,产业集群也正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订定者特别关注的热点,他们努力希望从历史遗留下的点滴中发现其内在的奥秘,但远远还没有达到学术界和地方政策操作层面的期望。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基础上,综合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生命周期理论、演化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等理论,对产业集群的成长及演化进行深入分析和探索,研究内容及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分析了交易成本在产业集群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交易成本和距离与知识传播之间的关系,分工在促进共生形和互补型产业集群形成中的内在过程,通过分析产业集群的边界和动态变化,揭示了促进产业集群横向空间和纵向动态扩展的机理2、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界定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内涵,分析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和产品生命周期的差异,分析和总结了叁种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生命周期阶段的特征,最后探讨了产业集群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风险。3、分析和界定了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总结了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和企业集团竞争力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通过对核心竞争力的溯源,论证了整合性知识在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重要地位,最后分析了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生命周期、演化路径和演化机制。4、分析产业集群创新的内涵及其特征,从叁个层次确定了产业集群的创新范畴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分析和探讨了产业集群内部创新的合作和竞争和激励机制。文章最后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产业集群发展的创新路径和政策建议。

张惠丽[10]2015年在《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文化产业集群相对而言发展较慢、研究欠缺,对其研究可以借鉴传统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却不能照搬其他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论文正是基于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借鉴一般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集群理论,运用自组织理论、统计学、系统动力学等基本理论和方法,基于文化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和文化产业链探讨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机制,寻找文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路径。论文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剖析文化产业集群结构,探析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首先,基于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分布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基于文化产业分类、文化产业集群主体和环境等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层次结构;基于文化产业知识链和文化产业集群创新主体分析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基于叁角化方法分析文化产业集群的供应链网络结构。然后实例分析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空间结构和产业链结构,归纳文化产业集群的产业链结构特点、集群知识特点和空间分布特点。最后,基于文化产业链结构分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横向集聚、纵向集聚和网络集聚过程以及结构演化趋势。(2)探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形成机制。首先,指出文化产业集群不同演化阶段的演化动力。其次,基于自组织理论分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形成机理。自组织演化机制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不同阶段体现为企业衍生机制、竞合机制和创新机制。企业衍生机制有利于扩大集群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同时可以促进知识溢出;竞争和合作机制通过合作促进知识溢出、通过竞争激励创新;协同机制可以从不同层面上促进产生文化产业集聚效应、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创新机制有利于集群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总之,动力机制的作用结果形成了集群演化动力,推进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3)基于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解析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作用机制。首先,基于产业链理论、统计学方法筛选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影响因素,其次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中的正反馈作用机制确认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因素。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可以分为外源性动力因素和内生性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形成了一个具有4级的多级递阶网络结构,通过正反馈回路作用路径形成了文化产业集群演化的动力。(4)实证分析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动力机制。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以西安为核心,形成“关中综合文化产业带”、“陕北红色文化产业带”、“陕南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带”叁大文化产业带。陕西文化产业集群处于稳定成长阶段,呈现文化资源丰富,但创新不足;政策全面,但受惠面窄;市场文化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但挖掘不足;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总体协调,但区域发展严重失衡;投融资难问题逐步缓解,但依旧突出;综合型管理人才培养逐步加强,但仍然严重匮乏等一系列特征。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动力因素在企业衍生机制、竞合机制和协同发展机制作用下形成了集群演化动力包括吸聚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5)探索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路径。陕西省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他组织动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及自组织动力培育不足。文化产业集群结构演化特征和演化动力决定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应注意通过文化产业链纵向协同加强他组织演化动力和横向协同强化自组织演化动力。文化产业链横向协同通过生产协同、分工协同、市场协同和资源协同降低集群内企业生产、交易成本;文化产业链纵向协同通过竞争协同、文化协同和制度协同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溢出;文化产业链网状协同通过产业协同、创新协同以及同环境协同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链整合、集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D]. 陈雪松. 暨南大学. 2003

[2]. 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D]. 颜景毅. 武汉大学. 2015

[3]. 区域品牌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 郭克锋. 山东大学. 2011

[4]. 鄱阳湖生态产业集群服务创新影响因素研究[D]. 吴丹. 江西财经大学. 2016

[5]. 基于生态链的山东省人造板产业集群网络化创新研究[D]. 孙小强.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6]. 循环经济理念下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究[D]. 王帆. 浙江工业大学. 2012

[7]. 基于生命周期的产业集群发展研究[D]. 刘铭. 山东大学. 2007

[8].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华正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9]. 产业集群的成长和演化机理研究[D]. 雷小毓. 西北大学. 2007

[10]. 文化产业集群演化动力机制研究[D]. 张惠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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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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