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婷[1]2017年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文中指出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与中国军事外交的拓展、中国对维和事务的参与度密切相关。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对维和的态度发生转变,从不参与到有限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时期学界着重分析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21世纪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形式逐渐多样,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机与原因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最近几年,中国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的中坚力量,学者们开始讨论维和的中国方案,建立"中国维和学"的呼声愈发高涨,这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总体来讲,中外学者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偏重政策性,而维和实践层面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需要中外学者采用过程追踪和访谈等方法,与中国从事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开展广泛交流。
李东燕[2]2018年在《中国国际维和行动:概念与模式》文中研究表明自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一直沿用"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概念,并以参与联合国主持下的维和行动为基本模式。从国际和平行动研究视角看,联合国主持或授权的维和行动只是国际和平行动的一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主持的维和行动或和平行动,包括在联合国框架之外且未经联合国授权的行动。无论是与多样化的国际和平行动相比,还是与联合国全方位、综合性、混合型的维和行动相比,中国所沿用的维和行动概念都是相对狭义的。随着中国在联合国维和领域地位和角色的变化,联合国现有维和体制对中国建设性作用的局限也日益显现。因此,有必要从更广泛、多元的视角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维和行动的概念和模式。建立自主、兼容的中国国际维和行动新概念与新框架,可为中国在国际维和领域实践中国方案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以更灵活、有效的方式参与和支持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和平行动。
陆叶飞[3]2008年在《中国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研究》文中指出从历史上看,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一直是作为冲突地区战后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而在后冷战时期,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正日益成为冲突解决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尝试探讨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法律依据、特性、职能和类型,并通过中国在达尔富尔维和行动的个案分析,阐释中国对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和贡献,解读中国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与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的变迁,并在文末对国际维和行动的实践进行总结,展望分析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的前景及中国未来的参与度走势。
李锴[4]2004年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在行使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项职能中的伟大创举，50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促进冲突解决、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在新的世纪里还将继续进行下去。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时间较晚，但自从1990年第一次实际上参与维和行动以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发展迅速，这表明中国自身及其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变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还将在维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首先分析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定义、意义与法律依据等，并重点讨论了第二代维和中出现的由于介入国内冲突而导致的维和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人道主义干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则等问题。继而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进行回顾并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构了以服务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为中心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理论指导。最后，针对联合国维和的现状与中国的国情，本文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以图对中国维和有所裨益。
陈琳[5]2009年在《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协调、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60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经历了比较曲折和复杂的发展历程,既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非洲地区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健康发展以及对中国更好地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和世界发生武装冲突最多的地区,因此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地区。在已经开展的63次维和行动中,非洲地区就有26次,目前正在进行的16项维和行动中,非洲地区有7项,均超过联合国同期维和行动的40%。冷战结束后,在非洲地区安全机制不健全以及自身维和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开始直接介入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多种因素、多股力量、多重利益在此汇聚和碰撞,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决策机构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提交安理会讨论的实质性问题都拥有否决权,因此大国一致特别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支持就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开展的必要条件。五大国态度积极、保持中立,矛盾分歧少,维和行动就会比较顺利,这是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苏丹等非洲维和行动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五大国态度消极、偏离中立,矛盾分歧大,联合国维和行动就举步维艰,安哥拉、索马里、卢旺达等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失败教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冷战后,由于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是否介入、如何介入、多大程度上介入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等问题认识程度不尽一致,实践程度也参差不齐,导致常任理事国因素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在期待联合国维和行动对非洲的总体稳定及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发挥更大作用的同时,也增添了对五大常任理事国介入非洲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而影响维和行动未来发展的担忧。从后冷战时期联合国非洲维和实践来看,五大常任理事国直接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并发挥突出作用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必须要重新思考诸如否决权、主导权、中立性、正当性等关键问题和核心环节,重新认识五大常任理事国在非洲维和行动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和所应承担的角色,从而进一步认清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内涵和未来发展方向。为此,必须持续改进和完善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方式和途径,以协调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为重点,以坚持维和行动的联合国性质和发挥安理会作用为关键,以坚持完善和丰富在长期维和实践中形成的“维和叁原则”为基础,以加强区域性维和机制建设为补充,确保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健康发展,真正解决非洲地区冲突和维护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中国而言,在综合国力提升和国际地位提高后,要从大国走向强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最大限度地履行国际道义、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有选择地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并发挥积极作用,对中国进一步完善对维和行动的原则和立场,进一步找准在维和行动中的角色定位,进一步深化在维和行动中的行动作为,具有非常深远的战略意义。
张建岗[6]2008年在《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研究》文中指出在新中国发展史上,国家利益重心发生过叁次明显的转变,这叁次转变以1978年和1997年为分界点。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利益重心在维护自身生存安全的高位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心在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低位政治领域。21世纪初期,海外利益成为中国新的关注点,中国更加强调综合安全。中国国家利益战略关注点的变化对中国与联合国关系有着极大的影响。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主持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制度化安排,中国与这项安排的关系也深受国家利益变化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新中国的外交任务主要是保证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的生存安全,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采取了超脱的态度,没有参加该项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着重强调维护自己的经济安全。开展经济建设离不开改革开放,联合国为中国改革开放搭建了一个平台。其主持的维和行动是由诸多国家参加的多边安排,并且在世界各地开展活动,为加强世界各国的沟通和交往提供了机会。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后,中国改变了对维和行动的态度,开始审慎参加到维和行动中来。21世纪初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速度加快,海外利益的范围和内容得到迅速充实和发展,而海外利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和挑战。中国适时提出新安全观的概念,注重通过国际合作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有利于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国际影响,有利于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决策地位和决策能力,也有利于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在此推动下,新世纪初期中国全面参加到维和行动机制中。这种全面参加表现为参加人数明显增多,参加态度积极主动,参加方式多样化、立体化。但是新世纪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表现出了与传统维和行动不同的新特点。它为了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而打破原有的维和行动原则,但是却未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规则制度。它强调“缔造和平”、“预防外交”的重要性,但是又没能将这种做法与不干涉别国内政区别开来。这种情况给我国参加维和行动提出了新挑战,也赋予了我国为维和行动进行合理有效的改革作出更大贡献的新任务。
赵磊[7]2009年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类型及地域分析》文中提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其强劲势头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通过类型分析,中国参与最多的是"综合性维和行动",从未参与联合国"预防性部署",而中国参与"监督停火及脱离接触"行动是十分谨慎的。就人员构成而言,中国派遣人数最多的是维和部队,其次是维和警察和军事观察员,其中军事观察员的参与率是最高的。就维和地域分析,非洲是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而中国维和人员已经遍及亚洲、中东、欧洲、美洲。可见,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是全方位的。
马国俊[8]2017年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大国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成功标准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是对维和行动本身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维和行动成功标准该如何确定则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议。诚然,对于一些维和行动,例如索马里第二期维和行动,卢旺达援助团,已经因为其造成的重大恶劣事件影响而公认为是失败的维和行动,而马其顿联预部队因为其达成了显而易见的使命被公认为是成功的维和行动。因此,除了少数效果非常明显的维和行动之外,绝大多数维和行动并不能够简单地划分为成功或者失败。由于每个维和行动的环境、使命都并不一样,因此想要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维和行动的判定标准是不合适且不切实际的。对维和行动是否成功的判定,虽然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出于自身利益会作出不同的评判结论,但是针对维和行动本身而言,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的要素,比如维和行动的目标是保护平民,监督停火、防止冲突再度爆发,实现和平进程,维和行动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和维和叁原则,等等。探讨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成功因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但是在联合国机制框架内,我们认为,大国是维和行动成败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在目前权力至上的全球体系中,在联合国制度框架下依旧可以看到大国博弈的影子。不过,这样的博弈受到了联合国机制的约束,并不表现为直接对抗,而是体现在像维和行动这样的联合国工作的成功与否上。大国博弈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成功达成,一般来说,其影响路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大国干预对维和行动的主导权,二是大国依赖使用强制性武力,叁是大国热衷滥用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责任,四是大国往往缺乏公平正确的政治意图,其行动多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因此,这就要求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大国作为权力的载体,不应一味以权力换利益,而是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联合国维和行动离不开各会员国,尤其是大国的支持。
王晓静[9]2015年在《加拿大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文中提出加拿大军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其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则始于1989年。加拿大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加拿大参与国际和平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开展国际警务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体制机制、立场观点以及特色特点都与我国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其有些做法,可以为中国警方在相关领域开展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徐爱华[10]2010年在《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文中提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实现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宗旨的重要手段和伟大创举。六十多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当人类跨入二十一世纪,因国际安全形势威胁的多样化趋势使联合国维和行动“前景广阔”；同时,鉴于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模糊性和制度化缺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参与维和行动中浓厚的“西方色彩”,以及受援国家或地区冲突方式的变化等,使联合国维和行动“任重道远”。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坦言：“尽管成功和失败兼而有之,维和行动应继续下去。”中国高度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在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指导下,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积极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在维持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消除战祸等领域中发挥了独特而有建设性的作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不但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该承担的重要责任,而且也是顺应中国国际利益增多的必然要求,并为中国更深层次地融入到国际安全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而有效的平台。但是,“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由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复杂性；中国在自身参与维和行动中可用资源的限制,以及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新变化与维和行动发展的新动向等,给中国参与维和行动提出了新的考验。面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严峻挑战,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实践的“真知”,坚决维护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统一指挥；维护行之有效的传统原则；加强国际合作；改革维和机制；量力而行开展维和；确定任务授权以及制定和平战略等,以促进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发展。“前车之辙,后世之鉴。”面对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新的考验,我们必须坚持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指导,认真总结并吸取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战略宗旨,以“实现中国的强国战略与和平崛起，”战略目标,并依维和行动的情势而定,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制定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战略路径,敢于在国际热点地区和热点问题等重大维和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风范,从而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述评[J]. 孟文婷. 国际政治研究. 2017
[2]. 中国国际维和行动:概念与模式[J]. 李东燕.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
[3]. 中国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研究[D]. 陆叶飞. 复旦大学. 2008
[4].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D]. 李锴. 外交学院. 2004
[5]. 冷战后五大常任理事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研究[D]. 陈琳. 复旦大学. 2009
[6].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研究[D]. 张建岗. 湘潭大学. 2008
[7].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类型及地域分析[J]. 赵磊. 当代亚太. 2009
[8]. 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大国因素研究[D]. 马国俊. 湘潭大学. 2017
[9]. 加拿大警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J]. 王晓静. 武警学院学报. 2015
[10].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研究[D]. 徐爱华. 中南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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